记者 程毓
只要你留心，每天在媒体上都会看到“董登新”。他出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几乎所有与金融、经济相关的媒体上。
在百度输入“董登新”， 马上跳出“找到相关结果约202万个”。无疑，董登新是武科大“出镜率”最高的教授。
今年“两会”期间，他受邀三次飞往北京，分别参加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的专家咨询会议。像这样走近国家“决策”圈，自2010年以来，已成为他生活的“常态”。
上课、写文章、作报告、接受媒体采访，董登新每天都很忙。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支持
“我赶上了好时代！”董登新反复说这句话。
本科，他学的是统计；硕士，研究金融；到武科大任教后，他选择了养老金方向。这样的“跨界”背景，支持了他能够走得更高更远，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上世纪末，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养老金等社保制度正在逐步建立，股票、基金等资本市场还在艰难探索。研究国外文献时，董登新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专业理财顾问总是将“养老”作为家庭理财的最高目标，并以此引导人们“为养老而储蓄、为养老而投资”，这一发现成为董登新将资本市场研究与养老金挂钩的起点。
美国资本市场与养老金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带着团队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养老金与公募基金是美国股市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两大支撑，主持并完成了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美国私人养老金制度研究》。
董登新的研究受到媒体、业界及政府机构的关注，受邀参加了上交所、深交所、证监会有关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退市制度改革、注册制改革等专家咨询工作。
在国内，他率先提出上市公司应“按季分红”，最早主张“红利税应该按持股期长短，设置差异化税率”等建议，并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影响力。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3年1月1日起，红利税按持股期长短设置了三档税率。
除了资本市场研究外，近十多年来，社会保障与养老金研究是董登新重点发力的另一个交叉学科。
2012年，在国家住建部召开的一次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咨询会上，有专家主张，住房公积金已经完成了“房改”的制度初衷和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董登新却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10多年的房地产大开发运动，已具备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知名度，废除十分可惜。相比之下，与它同时诞生的企业年金却形同虚设。”他建议，将企业年金与住房公积金合并。
推进的过程并不容易。2016年初，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办法 “三金”修订草案公开征集意见，董登新分别给住建部、人社部、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将“三金”合并为强制公积金的建议》。之后，他又进一步撰文建议，将“五险三金”整合为“三险一金”，即将生育保险与工伤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
“这样做不仅简化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而且切实有效地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并有利于做大做强第二支柱补充养老。”董登新解释。
他提出的政策对决策层及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主张与之后的政府决策不谋而合。201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正式展开了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的改革试点。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主张，再转化为决策立法，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董登新感慨，“但是作为学者，为国家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是责任；当看到一项项改革新政落地、利国利民，都会带给我们学者一份成就感。”
“董教授是中国资本市场与养老金交叉研究第一人。”业界这样赞誉他，“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咨询和政策建议。”
近十年来，董登新逐渐参与到我国资本市场、社保制度、养老金管理、住房公积金等相关领域的决策咨询工作中，受聘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届上市咨询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有关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咨询工。2016年，董登新入选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市场价值排行榜第25名。2017年初，他受聘为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
学者的坚守：“三不”原则
“熊市出了个牛教授”，这句话2008年在证券界广泛流传，说的就是董登新。董登新“火”起来，源于他对中国股市的三次“精准预测”。
2007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一家纸媒邀请了十多个专家对节后开门股市做预测。专家们都很乐观，只有他判断节后将是“黑色星期一”。春节后，开市第一天小涨。但是，第二天，股市一泻千里，大盘竟然一度下跌10%，收跌8.84%。看了那篇报道的市民佩服不已：“董教授的预测真准。”
2007年5月下旬，他受邀在银川作报告，力劝股民“一周内，赶紧把手上的股票全部抛掉。”当时，股市在4000多点，还在“疯狂”上涨，连垃圾股都翻番地上涨。然而，一周后，财政部决定将股票交易印花税提高200%，股市一周内从4300点大跌至3400点，听报告的人纷纷写电邮感谢他。
2007年9月中旬，当股市冲上5500点后，董登新连发多篇博文，预测本轮熊市暴动的三步曲：第一步，股市跌去一半；第二步，跌破2000点；第三步，百余只高价股将全部消失。这一预测遭到了许多股民的谩骂，当时股市疯长，董登新甚至收到了“恐吓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测全部都应验了。那次，股市一直跌到最低1664点。
“这些精准的判断，源于我对中国股市牛熊周期研究及数据分析，以及多年的经验积累对大势的基本判断。”董登新并不惊讶。
出名后的董登新，高价请他做咨询和报告的越来越多，同行们都劝他“换个庙”。但他表示，做学问不在庙的大小，“学校及学院领导都很尊重我、支持我，我非常喜欢和珍惜现在的工作环境，与领导和同事相处得非常融洽和谐，这也是我工作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提到董登新，大家都知道他来自武汉的高校，但有时误认为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每次介绍错了，他都认真地指正，“我是武汉科技大学的教授。”他说，只要出现“董登新”三个字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武汉科技大学”的字样。
虽然经常游走在媒体、企业、政府之间，但董登新依然有着学者的坚守。他坚持“三不”原则：不做股评、不谈个股、不为商业活动站台。有人说他傻，有钱都不挣？ “我很珍惜自己的名声。”董登新不为纯利益所动。
与生俱来的书生气，让董登新在社会上保留了一些“神秘”色彩，也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今年初，他接受《经济》杂志“经济学家”专栏专访时，反复强调“不能称我为经济学家”，充其量称为“知名学者”。
虽然社会活动多，但是上好课，带好学生，一直是董登新的第一要务，“教书育人，是我儿时的梦想”。他为自己订立了严格的规矩，不调课，不请假。他说，当老师是我的主业，“给学生上课是大于天的事。”
在讲好课的同时，董教授还经常利用QQ、微信与学生交心谈心，引导学生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教他们如何做好职业规划与就业准备，帮助他们树立“专业自信”。现如今，董教授已是桃李满天下，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只要与他保持联系，他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他们。
董登新专心从教30多年，在《金融研究》《中国金融》《中国社会保障》《当代银行家》《当代金融家》等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出版著作5本，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及横向课题10余项。
“此生最大的荣誉，是学生对我的人品、讲课的认可。”董登新认为，“此生最大的价值，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咨询与建议，服务于国家和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