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1月25日讯（记者肖杨 通讯员程毓 王文宇）日前，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公布，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袁年兴教授凭借《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其逻辑结构——一项超越二元对立的族群人类学研究》学术专著荣获二等奖，实现该校在人文社科类国家奖上零的突破。
袁教授
中国高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是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政府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本次评选范围为2014年至2017年间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袁年兴撰写的专著于2015年出版，受到业内学者的众多好评。
两年田野调查获取一手资料
民族共生研究，袁年兴从2007年就读博士时开始涉足。他师从研究民族关系的导师许宪隆。寻找博士的研究方向时，他思考着，中国有56个民族，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庭？他强烈地意识到，没有民族融合，就没有民族团结。民族共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事人文社科研究，扎实的田野调查必不可少。2008年暑假，袁年兴背上行李，拿着地图，一个人沿着多民族居住地区——藏彝走廊，开始“苦旅式”的探寻之路。
从湖北武汉乘火车，来到四川成都，他朝着四川、云南和西藏的交界处前行。拼车、徒步，交谈、住宿，经历了一周的走走停停。一个傍晚，来到雪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疲惫不堪的他，像往常一样，敲响路边的一户农舍。自我介绍后，受到热情的接待，“在当地，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很受欢迎。”
“我们这个村庄有17个民族，30多年没有刑事案件……”听到朴实的农户介绍，他惊喜不已，“这就是我要找寻的族群共生研究的村庄。”
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哈巴村，地处滇川藏三省交会处，历史上曾有多个政权在此拉锯争夺，也是中国西南多民族南来北往、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带。为什么这里几十年来多民族能够和谐共处？可以想象，这里积淀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生存性智慧。
早上，在农户家吃过早餐后，他拿上本子和相机，开始走街串户，访谈、观察和记录。看到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他凑上前打招呼，坐下来聊家常，了解村子的族群迁徙历史和家族关系；遇到在田里做农活的村民，他放下本子，帮着打下手，询问族群关系和生活方式；看到家里有人，他走进屋里，和村民烤着土豆，闲聊村民生活和居住情况。在东一句、西一句地唠嗑中，他收集到越来越多的信息。
村里经常有各种聚集性活动，他入乡随俗地参与。每月初一、十五，他跟着村民赶集，村民们把家里的农产品摆放在主干道两旁，提供交换和购买。谁家里有红白喜事，他闻讯而来，送上薄礼，全程参加，在“打跳”舞会上，和村民们喝酒跳舞。村里举办的各民族节日活动，他融入其中，留心观察各民族的服饰和习俗。
两周后，大多村民都认识他了，远远地看见，就热情地招呼“袁教授来啦！”而原本白面书生的他，每天早出晚归，也晒得皮肤黑红，有了当地人的模样。
远离亲人，客居他乡，白天忙碌，时光好过。夜晚，整理完笔记，他躺在床上，听见屋外传来呜呜的声音，想到村民讲的活埋坑、鬼火故事，开始几天感到既恐怖又孤独，常常彻夜难眠，一周后才慢慢适应。
第一次，他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多次来到哈巴村，呆上几周或几个月，和村民同住同吃同劳动。2009年，直到大年三十，他才回家，“为了参加当地人的各种节日活动。”
两年艰苦扎实的调查，带来丰厚的第一手资料。访谈记录和观察记录写了五本，拍摄记录有数千张照片、十多段视频。
通过田野调查，他有了新发现和新思考——多样性的异质共生，是生命起源和存在的意义所在，也是人类生存诉求的根本线索，这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至少可以确定，在人类学遭遇后现代思潮“不确定性”的背景中，重新审视共生论有助于我们摆脱学科伦理的困境。
而这一切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在乘车翻越5000多米的雪山时，他有强烈的高原反应，嘴唇发乌，头痛得要裂开。他缩在车里，双目紧闭，昏昏欲睡。幸好同行的一名武警不断地提醒他，“千万不能睡着，睡着了就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
导师许宪隆得知他的经历后说：“作为年轻学者，能够做如此扎实的田野调查，非常难得，也为做出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七年精心打磨成就学术专著
2009年大年三十，袁年兴回到武汉，夫人和孩子已回娘家过年。他一个人在家里，打开电脑，开始闭关写作。
面对纷繁的调查资料，按照怎样的逻辑梳理才有学术价值？每天，坐在书桌前，他边想边写。有些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有的问题看不透、想不通，有时想用新概念来准确表述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写着写着，经常推翻重来。每天一坐下就是十几个小时，经常写到凌晨5、6点。
遇到卡壳，他揣上小本子和笔，走出家门，用散步来调节。他边走边想，想通一点，赶紧记下来，回到家里，继续写作。持续地写作，让他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
春节后，夫人和孩子回到家中，而他依然每天写作十多个小时。一天，他用图标构建哈巴村纳西族的“亲属称谓”结构。经过一夜的反复琢磨，都没有得到理想的图表。“哐”的一声，夫人早上醒来，推开书房的门，把专注思考的他吓了一跳，“进来能不能先敲门啊。”妻子看到他一夜未睡，本就有些气恼，“在我自己家里，还敲个什么门。”
历经三个多月的潜心写作，他终于整理出了初稿，然后进一步提炼和打磨。2009年，他接连发表十几篇论文，呈现成果“爆发期”。民族学知名学者周智生教授评价说：“袁年兴首次提出了民族共生理论。”2010年，他完成了24万字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止于毕业，而应该是开启新征程。袁年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着手编写学术专著。目录，他就修改了上百次。每个章节，用故事化的语言，用短句子，精心雕琢，改了几十稿。“相当于全盘重写。” 这样前后经过了3年，《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其逻辑结构》交稿。201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编委们在编审这本2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时评价说，书中呈现大量的实例、数据和图片，没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是写不出来的。
得知获奖后，导师许宪隆把文件转发在群里，师兄弟们纷纷表示祝贺。袁年兴没有过多的兴奋：“学习、思考和研究的过程，更让我感到无穷的乐趣。”
2018年，时隔10年，他带着夫人和孩子来到哈巴村。依山傍水的村庄、淳朴和睦的村民，远处白皑皑的雪山，近处漫山遍野红似火的花椒，让妻儿流连忘返。妻子说：“你在这里研究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你的学术成果很有意义。”
近五年，在多项国家基金的支持下，他继续推进民族共生研究，第二本专著即将出版，另有二本专著在写作中。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张继才提及他赞不绝口：“袁教授科研严谨，经常通宵达旦，丰硕的学术成果都是‘拼’出来的，而且作为科研副院长，带动指导学院的老师们，学院获批国家基金数量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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