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事业的先驱者——许白昊

作者:许振斌编辑: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1-05-11浏览次数:122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行严明的纪律和坚决反对消极腐败庄严地书写在自己光辉的旗帜上。随着党的纲领的制定和宗旨、性质的明确,党就已奠定了拒腐防变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腐败发生的规律和特点制定相应举措,反腐利剑始终高悬,使之成为立党之本、兴党之魂。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包含了大量关于纪律的严格要求和党内监督的内容。党的二大在第一个党纲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又对党的政治、经济、组织和工作纪律作了明确规定。从党的三大到四大,从严治党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对违纪党员的处理丝毫没有手软。中共五大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也是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开端。中央监察委员会由7名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组成,委员为: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为: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主席为王荷波,副主席杨匏安。他们奋然前行在我党执纪监督问责最为黑暗的年代,在党和革命事业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上,始终肩负起坚强卫士的角色。10名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无一人贪赃枉法;在生死考验的抉择面前,无一人叛党投敌;其中8人先后为党为国英勇献身。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和生命诠释了第一届中共纪检监察人的铁血忠魂。

    许白昊就是这样一位为党捐躯的监察委员。他从进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曾任书记部干事、中共湖北党和工会重要负责人;先后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第一至四届全国劳动大会、党的二大和五大的召开,并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首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还兼任着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组织部干事、湖北省党部委员、汉口特别市监察委员职务;1928年夏,他奉中共中央指示,任江苏省委常委、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推进党的建设力促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他勇于挑起为党执纪监督问责的重任;忠诚、干净、担当、献身始终伴随着他披荆斩棘奋勇前行,直到流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谱写了一生清白留人间,浩气长存砺党心的壮歌。为后来者矗立起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一、扬清激浊为党鼓呼

   党刚成立不久,如何让广大民众尽快知晓党的主张和追求目标,让更多有识之士凝聚在党的周围,已成为党宣传工作迫在眉睫的重任。因此,中共一大把宣传纪律摆在了十分重要的突出位置。许白昊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1921年10月,他在本机关刊物《劳动周刊》上,以《工人歌》为主题,向世人描绘出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美好社会是:“青翠的山,碧绿的原。光华灿烂,锦绣河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此同时,他向人们透彻地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谁知世界,异样不平!灿烂春华,权门世家。玲珑秋月,瑶台朱阁。我们工人,冻着饿着!快活日!快活日!不做工,你弗得食!”。为使广大民众早日觉醒,真正团结一起组成工人群众自己的工会组织,1922年4月,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劳动团结易,劳动组织难》文章。指出:“一个劳动团体中,如果参与者的阶级觉悟真能彻底,又能明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认清自己所有的目标,那他们必定会感觉到单一团体独自应付的能力太过薄弱,必定热烈地希望同阶级、同地位、同目标的劳动团体都能团结起来。”针对当时社会中多数劳动团体有名无实的现状,许白昊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是空的超过于实的;那么,就是团结起来又与未团结有什么分别呢?至少要有实际的超过于空名目的;这个团体才不至于落空。”他告诉人们:如“大团结有如何的实力,那就全靠每个劳动组织如何有实力了。”这些事项做得有成绩,则“中国劳动者大团结”“世界劳动者大团结”。为了让共产主义思想为广大民众所了解,在1922年农历新年,许白昊与李启汉、沈雁冰、李达等一起,组织领导上海的党团员和工人骨干100余人,在市内以发送贺年卡、散发传单等形式,别出心裁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揭露现实社会的腐朽黑暗。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特征的思想随之传入中国,被不少知识分子视为改造中国的可行方案。可是不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这些工读主义者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制度问题的试验都相继失败了。但仍有一些青年学生对工读主义还抱有种种幻想。对此,许白昊结合上海大中华纱厂所办的工读主义,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工读主义者应该认清的教训》,明确告戒:“觉悟到此清一色的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当中,要想以缺乏生产能力的穷书生,占领黄金窟中一线颜色,是必不可能的事。”他继续说道:“现在的工厂里,除了能贡献所有的劳动力者,一切都是要‘请出去’的呢!”倘若你仍执迷不悟,只能是害己误国。

    1922年6月,中央派许白昊回武汉工作。到任后,他立即着手与林育南等一起筹办了中共武汉区委机关报《劳动周报》对外发行,很快成为武汉工界的喉舌。他把工人夜校、工余识字班、工人俱乐部等办成宣扬革命思想的阵地,并在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游行集会上纷纷发表演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团结得像铁一样,同资本家作斗争。我们要努力创造社会的文明!我们也要平等享受社会的文明!”。同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告成立,由他主导创办了该会会刊《真报》,以呼唤更多的工友加入到联合会中来。1923年2月6日,在江岸举行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集会上,他发表了慨慷激昂的演说,“广大劳动者今后应当觉悟起来,少向资本家乞怜,以直接行动为唯一手段,向军阀资本家进攻;应当一致努力,援助京汉路工人此次罢工成功;这次罢工若不能于最短时间内获得胜利,则当一致同盟罢工加入战线,向军阀决斗。”二七大罢工的失败,队伍中意志不坚定者先后变节投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滑入了谷底。面对工运如此举步维艰,许白昊反而愈挫愈勇。1925年6月,他以《鹃血》为题,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文呼唤民众:“潦倒吗?挫折吗?不怕!不惜!求只求广漠的宇宙,昏愤的众生,能为我们的歌唱而觉醒。”并向世人坚毅地喊出:“我愿淌干眼泪,洗净大千世界,我愿洒尽碧血,参透昏聩人生。为众生而努力,为众生而牺牲。”

    五卅惨案发生后,吴佩孚在武汉整军经武,民不聊生。1926年3月15日,许白昊从汉口发出《武汉工人遭受的厄运》一文,无情地揭露了军阀吴佩孚、工贼袁告成、高秀炳、卢士英以及武汉孙文主义学会加诸压迫残害民众,人民苦不堪言的罪恶。5月16日,硚口英美烟厂因无故开除工人而引发工潮,驻汉英领事更直接照会湖北省督办陈嘉谟,强硬要求立即拿办工潮有关人员,其险恶用心就是要严惩工潮背后的共产党人。许白昊当即直面批驳了驻汉英领事的照会,指出:“按该照会对中国政府的命令,那凡是与这次罢工、与闻这次罢工的各界同胞及中国官厅,都是与这次罢工有关系的人,都应该拿办了。有这样的道理吗!”。最后,厂主不得不放弃裁减人员计划。为引导民众,迎接北伐,推翻吴佩孚在湖北的血腥统治。8月6日,许白昊及时在《向导》周报上公开发表《武汉最近的几次工潮》,披露工潮情势,亮明我党主张,争取社会广泛同情和声援。针对工潮中一些厂主、资本家胡作非为并大量散布所谓阶级调和论调,许白昊立即发文痛批道:“一般没眼见事的人,开口是‘同胞’,闭口是‘同胞’,说中国社会无阶级分化。照武昌第一纱厂这样,8000名男女工人,呻吟在同是中国人的少数资本家的铁蹄之下,不是阶级分化的资产阶级宰制无产阶级是什么?”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社会上敌对势力纷纷造谣惑众,把劳资关系紧张、物价飞腾,革命联合战线发生分离的矛头直接对准工人罢工上。为消除鼓惑以正视听,许白昊代表全总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公开阐释道:“根本原因是工人的生活成本高而工资少,工人生活愈痛苦,改善生活的要求愈迫切。从前在军阀高压之下,斗争已然不绝,现在冲破了军阀统治的束缚,自然出现罢工风起云涌的局面.他又指出:“物价上涨,其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买办、军阀扰乱的结果,社会不应毫无分辨地把一切责任都归结到工人罢工上。”随后,他又责成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派行挑拨阴谋,乃欲引起社会对工人运动的厌恶,其目的不只破坏工人运动,尤在于分离革命势力。”就连国民党商民部部长经亨颐向社会明确指出:武汉商业凋敝,最大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并非店员与店东的纠纷,纵使店员出现错误行动,应予纠正,但不宜根本涉及工人运动。正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更是严正指出:“如果指摘群众的革命行为过火,即无异于是否认革命。”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13日,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师在宜昌公开叛变,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又发动“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对共产党人即将举起屠刀。武汉局势出现急速变化,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继续尽最大努力维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作出迅速解散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决定。因此社会上又泛起工人运动过激过火的言论。为引导民众正确看待工人的经济斗争,7月2日下午,省总工会召集220余个工会2500余人开会,许白昊发表了义正严词的讲话并作出决议,否定社会上所谓工人运动幼稚过火的言论,肯定省总工会正确迅速地处置了纠察队武装问题,要求国民政府切实保护工会。当局为表面应付,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于7月9日晚召开工人和士兵联席会议。许白昊代表省总工会出席,现场作了关于工兵联合必要性的演说,澄清外界所传流言蜚语,严厉指出近期所发袭扰工会的行为必须即刻制止,并绝不能再发生。就在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一天,许白昊毅然前往出席国民党省、市两党部工人部举行的工人运动委员会。他在会中旗帜鲜明地表明我党一贯求团结、求合作、求统一的政治主张,为维持国共合作尽最后的努力。7月25日,许白昊与向忠发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刊登署名启示,批驳敌对势力散布所谓共党要员“卷款潜逃”“总工会改组”的谣言,并声明与湖北工人同生死,共患难,呼吁各工友切勿轻听谣言,以免中了反动派的诡计。

    1927年8月,许白昊奉中央指示到上海工作。他一到上海,首先面对的就是要让广大民众分清敌我、同蒋介石所豢养的黄色工统会作斗争。他与郑覆他一起,就在10月份立即发起了反对工统会运动月。发表《为反对工统会告工人书》,编印宣传小册子,在《上海工人》开辟专栏,进行反对工统会的宣传;召集沪中各区工会代表大会,号召各工会联合起来,打倒工统会;组成反工统会行动委员会,大力揭露工统会的罪行,坚决拥护党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反对工统会斗争的成效,并对今后的反击作出了明确的指示。通过不屈不挠的口诛笔伐、明斗暗战,使上海遭受“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滑入谷底的工人运动迅速得到了升温。被大屠杀冲散的党员骨干开始陆续回到组织,隐蔽他乡的工人骨干秘密回流寻找自己的工会,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正向大范围扩展,再次组织发动上海工人和革命民众举行第四次武装暴动,重新夺取革命政权的条件已然成型。

二、 兴党除恶强健队伍

    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始终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党永远不变的方针。许白昊从涉足工运开始,就十分注重革命队强健发展和纯洁性要求,无论斗争形势多么残酷险恶,只要革命队伍出现害群之马,他总是坚决果敢地予以清除。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首提《惩戒工界虎伥案》,“对那些投靠资本家压迫工人,破坏工会而为虎作伥的工贼,必须加以惩戒,先作警告,次则宣布罪状,最后应以铁血对待,以保障罢工胜利。”此案一经提出并获得全会一致通过。同年6月,由他组织发动了汉阳钢铁厂工人大罢工,针对工贼韩老三与黑恶厂主勾结破坏罢工,许白昊提出了一个“打死工贼韩老三”的口号,并分头贴满了汉阳的大街小巷,一直贴到了化铁炉车间。工贼韩老三龟缩起来不敢露面。眼看全厂熄火停摆,厂主迫于无奈,终于接受了罢工工人开出的全部条件,取得了罢工的伟大胜利。乘着罢工胜利气势,许白昊迅速组织成立了汉阳钢铁厂工会,吸纳会员2000余人,亲拟工会章程10条。他积极物色培养工人积极分子施洋、向忠发、陈春和、黄格谦、黄楚侠等8人加入共产党,并于当年秋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汉阳组,他亲任组长。经他持续推动,先后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并将一大批工人骨干、学运领头人发展吸收到党和工人队伍中来。许白昊初到武汉时,中共党员不到10人,真正有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不过3至4家;半年后,党员发展到30多人,有工会组织30多个,会员已达5万余人。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许白昊遭到了军阀政府的悬赏通辑。中央要他迅速转移,作为武汉区委秘书的他,坚决选择留下继续坚持斗争。并在汉口法租界长清理,秘密建立起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还在汉口华清街、胜利街、六合路等处先后设下联络站,想方设法恢复整顿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和工运队伍。他还到汉口英商公司做机匠,借维修机器接触工人之机,秘密联络工人骨干,建立党的地下联络小组。他把遭受严重破坏的中共汉口地委机关秘密设在汉口华界德润里,并以家庭的形式作掩护,继续担负起汉阳、汉口、江岸徐家棚铁路工人中的组织联络。针对一些投机钻营的所谓工运风云人物先后变节投敌,并不时设局诱捕陷害党及工运负责人。许白昊一面将此情况秘报党中央,一面迅速做好党的机关和人员的防范、转移、隐蔽工作,并发动工人群众只要工贼露头就群起攻之,使坏分子再无藏身之地。1923年11月24、25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开除已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立场、严重违反党纪的原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骨干领导成员郭聘伯、郭寄生、陈天、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的党籍。尽管局势极其严峻,许白昊依然努力坚持着,并在重点工人区秘密恢复了工会及工会委员会,到1924年5月,武汉地区的中共党员人数已恢复到50余人,工会力量达450余人,后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又得到了恢复和增强。1925年5月初,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作出了铲除工贼的决议,该决议所通告的大工贼19人,其中原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主要领导成员杨德甫、张纛、余友文、郭寄生、郭聘伯、张恩荣等名列其中。在本次劳动大会上,许白昊当选为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他回到武汉后,并亲自写了一本《工贼与工团联合会》的小册子,秘密深入各厂矿车站码头,向工人群众揭露郭聘伯、杨德甫、陈天等人叛变投敌为虎作伥的丑恶罪行,以阻止其祸害更多党的同志。尤其是对罪大恶极的郭聘伯等叛变投敌分子,坚决于1927年春在武汉经公审被执行枪决。彰显出以许白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力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坚定决心。由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受到大、小工贼的严重破坏,1925年底,许白昊极力推动将其改组为武汉工人代表会,还扩充了京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北段两个工会组织,吸收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参加代表会工作。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武汉工会由87个迅速增加到210多个,会员约16万人。由此建立起北伐时期湖北全省总工会的伟大基础。

    1925年10月,许白昊担任中共武汉工委书记。为推翻吴佩孚在湖北的血腥统治,翌年9、10月间,他以汉冶萍轮驳工人为基础,将武汉三镇的工人骨干秘密组织起来,为北伐部队克复武汉提供了强有力支援。他还亲自带领和组织指挥武汉工人纠察队4000余人,巡逻于武汉三镇的重要地带,确保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的社会稳定。1926年10月10日,由许白昊主持大会,宣告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的成立,并被选任为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湖北工会组织立即进入蓬勃发展期,到12月底,全省正式成立的工会组织达341个,有组织的工人近30万人。其态势,中共中央用“风起云涌”来形容。工会队伍的迅速扩展,不免带来了工会组织的混杂,党在监督管理上的缺位,也让少数流氓、地痞、反动派钻了空子。为尽快扭转这一不利势头,许白昊一手主导整顿工会的组织纪律工作,决定成立各产业总工会,改组不合组织法的工会,集中工会经费管理,将以前互不统属的工会改为产业总工会属下的支部。并要求每个工会必须有一个由工人真正组成的代表会,代表会中要有很严密的支部组织作为核心组织。同时组成2000余人工人纠察队,并亲自召集正、副队长以上人员授课培训,以确保监督执行工会纪律,坚决清除反动腐败破坏分子,切实维护工运秩序。

    1927年1月3日,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公然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汉口“一三”惨案。许白昊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带领工人群众驱逐了外国侵略者,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一洗百年雪耻。3月6日,蒋介石秘密指使倪弼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开始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针对这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许白昊立即指示湖北全省总工会发电声讨,质问蒋介石“以此反动行为,与军阀统治上海天津何异?”。同时强烈要求正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实行最高权威,严重究办”。由于坚决、团结、灵活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将倪弼“免职查办”,并且登报答应赣州工人请愿的条件。5月17日,蒋又策动军阀夏斗寅在宜昌公然倒戈进逼武汉,此时中共中央所属机构和人员已从上海迁往武汉。许白昊当即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政府立刻下讨伐令,去剿灭夏逆斗寅”。总工会通告又号召:“我们革命新根据地武汉的秩序,要求我们工友大家武装起来,才可以维持,才可以巩固。各工友在家武装起来,望立刻到武昌武汉纺织工会去报到,以便正式荷枪实弹,去消灭夏斗寅这个败类。”许白昊与项英、刘少奇、毛泽东、恽代英等一起,调集武汉工人纠察队、工运农运讲习所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等,招募运送队320余人,密切配合叶挺部队,一举击败溃军,确保了武汉政局和党中央的安全。

    在峰火连天的劳资争斗仲裁中,许白昊总是代表全省总工会,及时出现在劳资争议现场,与厂主、资方、军阀、伪当局等据理力争,并坚决地制裁了一批作恶多端的资本家、黑心厂主。经他多方奔走协商,终于联合制定发布实施了《湖北工商联席会议宣言》,将劳资双方置于正当关系之下,并力促实现了从劳资仲裁到工商联合的重大转变。随着湖北工人运动的强势快速发展,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中国的首都和世界关注的焦点。1927年5至6月,全国铁路工人、邮务工人代表大会,世界太平洋劳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等相继在武汉举行,各路代表纷至沓来,学习湖北党的发展壮大之经验,共享湖北工运迅猛发展辉煌之荣耀。

    1927年8月,许白昊根据中央指示到上海总工会担负领导工作。此时的上海,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他一到任,迅速展开恢复党的组织,重整失散的工会队伍,研究制定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他利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留下的枪支,组建了一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救援了一大批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撤退回上海的革命者,还有从全国各地秘密来上海寻找党中央的革命志士。武工队还专门镇压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叛徒、工贼以及逃亡到上海的恶霸地主,以红色的武装对抗白色恐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上海工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超过了20多万,基本恢复到了革命蓬勃时的状态。正当组织准备第四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日渐成熟之际,由于判徒的告密,许白昊在参加上海总工会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时当场不幸被捕。在被称为人间地狱的上海龙华监狱,他利用一切机会与可能,联络狱中难友与敌周旋抗争,把监狱视为特殊的学校和战场,使严密的监狱,仍有“透风的墙”。并秘密成立了狱中特别党支部和带统战性质的“同难会”,及时挖出了深藏党内敌人有意放进狱中的叛徒唐瑞林,从而阻止了党的更多同志遭受暴露。狱中特别党支部还利用集体的力量,成功地配合监狱外的党组织,隐蔽和保护了曾在狱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长江局书记关向应。同时,特别党支部还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策略,进行狱中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有效地延缓和阻止了反动当局对部分革命者的屠杀,也部分地改善了狱中的生存条件。以许白昊为主要成员的狱中特别党支部,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完成了许多通常认为不可能完成的特殊任务。这些不朽的功绩,必将永载我党光辉史册。

三、殚精竭力整纲肃纪

    坚定的政治信仰,铁的纪律约束和严格的监督管理,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大的至胜法宝。建党初期,许白昊以信仰坚守初心,兢兢于我党法度的制立与执守,自觉认真地为维护党的纪律和监督履职尽责,在推进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始终担当起守门把关的作用。

    1922年1月21日,许白昊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赴莫斯科参加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围绕黄凌霜的表决权资格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议。黄凌霜,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在参加远东民族大会去莫斯科旅途中,黄凌霜因争要条件好一点的二等座与组织者发生争吵,影响恶劣;到达莫斯科后,中共从上海转来广东机器工会的电文,严厉批评并抗议黄凌霜代表机器工会参加本次大会。会议开幕当天,由许白昊、唐山工会代表邓培、湖南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八人联名,就黄凌霜的代表资格问题,致信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抗议该委员会不顾代表们的反对而坚持给予黄凌霜表决权,坚决伸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追求革命严明政治纪律的原则立场。同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许白昊被推选为大会审查委员会委员。他认真审核着每一项涉会内容,最后保留九项决议案被提交大会讨论,并得到一致通过。大会期间,许白昊与蔡和森一起参加了同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白昊被推选为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他遵照一大党纲要求,认真参与了对团的《纲领》、《章程》等决议案讨论、修改和审查把关,选出了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和书记,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在后来接续召开的全国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许白昊被推选为大会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严格执行会议纪律,保证完成好大会布署的各项议程,作出了他应尽的贡献。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举行,许白昊作为正式代表,参与了对党的一系列决议案、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以及第一部党章的讨论修改制定工作,实现了在党章中首设“纪律”专章。使党由宣传机关变成了政治机关,落到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实处。

    在党创建初期,由于党员人数少、隐蔽、分散,党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监察机构,党的监督执纪之责分别由中央和各区委主要负责人、秘书承担。在中共湖北党的初创时期,许白昊一直担任着中共武汉区委、汉口地委秘书一职,他从严律己,严格履行执纪监督之责,并及时如实地向中央报告本区委监督执纪情况。1924年5月,在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上,中央着重引用了武汉党组织对党员监督管理所报告的情况,即武汉党组织在《汉口地方报告》中也批评指出:“同志们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党员应尽职责,并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针对此类情况,党中央于1924年11月下发了中央通告21号文件,要求各地党部务必加强党务工作、严明组织纪律。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又发出题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根据党章规定,针对少数党员干部的“贪官污吏化”倾向发出的首个反贪污文件。此时身任中共湖北区委重要负责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汉口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的许白昊,一面忙于迎接北伐军克复武汉的准备;一面及时召集区委会议研究布署反贪工作。如实查处了湖北襄阳农会主席黄虎月私分没收的土豪财物等贪污案件,并将查处情况密报党中央继而通报全党。

    1926年9至11月间,许白昊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工作,作为全总执行委员,他参与制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所颁布的《各县或独立市工会组织法大纲》。为贯彻落实好全总《工会组织法大纲》和中央下达的第一个反贪腐文件要求,把整顿工会组织,整肃队伍纪律,防止和惩戒腐败作为今后加强工人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12月31日下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召开。成立了由首任秘书长许白昊等21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并推定许白昊、李立三等5人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推定许白昊等人担任值日主席。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许白昊所作报告特别提出:扩大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强健各部的职能;多派特派员到各基层工会督导工作;严格整顿各工会组织纪律的具体措施;制定各工会完善经济用途和经济管理的七项规定;加强对一般工人有计划的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建立完善坚固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统一组织;指导湖北工人今后经济斗争的八项决议等方案,获得全会代表的一致举手通过。同时,由许白昊主导制定的《对于纠察队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湖北全省总工会章程》等均获得大会通过发布执行。由于工会的财政、经济斗争问题,是一个极易滋生消极腐败,甚至危害工会存亡的重大问题。而当时武汉有的工会成立后曾出现:工会经费账目不清、随意开支的现象普遍存在;贪污浪费、侵吞公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加强监督管理,本次大会闭会期间,选任许白昊为财政部长兼经济争议委员会委员长。紧接着,许白昊主导其他值日主席联席通告:要进一步整顿工会组织,加强纪律建设,要求全省工友团结起来消灭反革命派,对混进工会的流氓、讼棍及反动分子,应一律加以铲除,切实为解决经济争议创造外部条件。在随后的工会工作会议上,许白昊严肃地要求大家:全体工友要有很大的责任心去监督工会的经济和纪律,严格按章程法则行事,只有工会的经济集中与工会的组织统一,才能共同构成强固工会的两大基础。工会组织的迅猛发展,自然带来了组织一时难以健全,管理松驰,导致有些工会中还出现组织涣散和不正之风。针对这些问题,许白昊和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等创办了湖北工人运动讲习所、妇女训练班等,把工会积极分子、工人纠察队骨干分批集中起来,实行封闭式军事化的管理培训,并轮流为学员授课。以此提高他们带头遵章守纪、履职尽责的能力。

    武汉店员行业是许白昊关注的重点整肃行业之一。1927年2月8日,武汉店员工会发表了《整饬工会纪律宣言》,提出了严整纪律的六条规定,严格要求各业店员工友须严守工会纪律,不得折损会誉,自乱战线。20日,许白昊出席了全国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30多项决议,制定并颁布了《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纲领》。3月9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又提出了严肃工会纪律21条。5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湖北省委拟定出《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至此,湖北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进入了快速规范发展的轨道。他的亲密战友项英曾这样写道:“湖北全省工人运动遂得在这个时期建立了群众斗争的革命的组织及争斗发展的基础,白昊同志遂成了湖北全省工人唯一信仰的领导者”。

   1927年4月27日,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这次大会,也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建立的发端。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的纪律建设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标志着党的内部从个人抵制腐败走向有组织的群体拒腐防变的开始,也是第一次将严格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的层面。许白昊出席了大会,并在党的“五大”上,他高票当选首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使他成为我党历史上,曾在国、共两党中担任过监察委员重要职务的唯一人员。党的五大闭幕第二天,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监察委员进行工作分工。身为中央监察委员的许白昊,此时除继续担负组织领导湖北及全国的工人运动外,他的工作重点不得不转移到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上,尤其是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如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夏斗寅部党代表期间,没有将该部整编计划和在宜昌三个多月的工作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直至夏斗寅部发动叛乱。党中央会同监察委员会为此追究包惠僧的责任,给予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样,在1927年6月,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萧人鹄因配合北伐军作战不力,也给予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并审慎稳妥地处理了王基永等党员干部的问题。当时局进入6、7月份,武汉汪精卫反动集团频繁寻机制造摩擦,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为有力应对突发事变,7月2日下午,省总工会在汉口召集220余工会2500余人开会,许白昊十分坚决地要求全体工友,一定要坚决执行总工会的决定,一切听从总工会的指挥,团结广大工友,遵守劳动纪律,自觉维护好社会秩序。由于省总工会应变及时,处置得当,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秘密将省总工会所辖工人纠察队之精锐连同良好的枪械,输送到了叶挺和贺龙的部队里,为20天后的“八一”南昌起义注入了十分宝贵的骨干力量。

    许白昊踏足湖北五年多,坚持把整纲肃纪反腐败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全过程,培养锤炼了一支听党指挥、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敢于斗争的工人阶级队伍,赢得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任。由此中共湖北党的纪律建设基础稳固,成效显著。1927年下半年,许白昊按照中共五大新修订的党章要求,指导湖北省委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先由向警予任湖北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后经公开选举,由许白昊早年培养发展入党的陈春和接任监察委员会书记。从此湖北有了专司党内执纪监督之责的专门机关,保证了党的队伍在腥风血雨中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的上海,党的组织和工运队伍几乎陷入瘫痪或解散状态。为尽快扭转危局,同年8月,许白昊遵照中央的指示秘密来到上海,挑起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重任。他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与邓中夏、郑复他同志一道,改变了党在白区的活动方式,清理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和工会队伍惨遭破坏后出现的种种乱象,制定出与敌斗争的指导原则和行动策略,多途径地秘密培训工人骨干,成立罢工指挥、声援委员会等。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卓绝的努力,又重新建立起党的组织机构、职责纪律和秘密活动制度,将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和工运队伍恢复到革命高潮时的状态。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1928年2月9日至12日,他参与制定部署了《全国总工会目前总任务议决案》和大会宣言等文件。2月17日,正当他秘密召开上海总工会各区负责人会议贯彻落实时,由于叛徒告密,他当场不幸被捕。6月6日,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

四、孝廉自守无我为党

    在许白昊短暂而辉煌的革命生涯中,他把对父母的孝、对亲人的爱、对事业的廉,全部融入为党和革命事业奋斗之中。许白昊出生在湖北应城城南杨湾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许宗模,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家里有几亩薄田,主要以种田为生,每遇天灾年份常替人当挑夫维持生计。许宗模膝下有四女三男,三个儿子中,许白昊排行老大。在许白昊的影响下,两个弟弟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革命时期都先后牺牲在外。

    许宗模非常思念在外的几个儿子,曾经两次坐船到汉口,但仅有一次见到了许白昊。临回家前,许白昊塞给他一些路费,当许宗模买好车船票后,发现剩下的钱仅够喝一杯茶水。许宗模回到家后,每当提起此事,总说许白昊真“精”。其实当时,许白昊已是湖北全省总工会财政部长,手里掌握着大笔革命活动经费。但那必竟是公款,即便是自己久未谋面的老父亲,他也未曾挪用一分一毫。在工人运动举步维艰的时刻,许白昊告书家里,老父亲家里本来也不富裕,在那灾荒不断的年代,几亩薄田很难维持全家生活开支,当看到儿子有需要,老父亲毫不犹豫地卖掉了一亩多田和部分家具、粮食和材草,帮儿子筹集革命经费。由于应城革命斗争的急需,许白昊还不时派党的同志秘密来家乡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可落脚点总是安排在老父亲家,来人往往是昼伏夜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当事情完成后,老父亲都会想方设法为前来的同志助足回去的路费。老父亲直到临终前,也没有见到在外的三个儿子。

    许白昊自离开家直到后来牺牲,从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往家寄过一分钱,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一个孩子,幼小时由于革命辗转奔波不幸夭折。早年,许白昊还在武汉求学时,他写给家人的信中坚决地表示:“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不但自己不得为下流之人,并且愿教训中国已入下流之人。自当勉力,决不愿落于人后。”。这封唯一存世的家书,也是许白昊留给家人最后的慰籍。

    许白昊刚来武汉发动工运时,扮当卖水工。他经常挽着高高的裤腿,脚穿磨破的布鞋,肩上挑着两只水桶,穿梭于工人棚户区叫卖,借此掩护身份,秘密联络工人骨干。在他的组织带领下,武汉地区的工会组织纷纷成立,当时新闻报道称之为“秋花之怒放,夏水之暴涨”。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许白昊与妻子秦怡君,曾多次秘密回到应城膏盐矿区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他每次都是过家门而不入,总是夜里来夜里走。培养发展了邓先柱、彭铁、金泽霖、陈梧轩、金秉衡等第一批应城本土的党员骨干,成立了应城第一个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组织—膏盐产业工会。在他俩的组织指挥下,应城矿区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万人膏盐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从此开启了党领导下应城革命运动的序幕。

    1927年8月,党中央安排许白昊赴上海工作。接到指示,他立即赶往医院将刚生完孩子的妻子连同岳母送回乡下,简单安顿后,就急忙赶往去上海的行程。作为担任湖北省总工会财政部长的他,临行前毫不含糊将12万多元的工会经费和详细账单全数移交于湖北省委管理。到达新的工作地不久,听湖北的同志反映,该笔款项已尽数用光,并且账目不详。1928年1月7日,许白昊心急如焚地与曾同为湖北全省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项英一起联名上书党中央:“我们郑重的请中央查办湖北全省总工会存湖北省委的经济用途……如该款开支账目不明及用途不清不正,需湖北省委负责人绝对负责……以免重蹈‘二七’京汉恤款之覆辙,重危本党对工人阶级之信任而维党纪!”。收到中共中央指示的湖北省监察委员会责无旁贷,立即派出陈春和、关学参等监察委员与中共湖北省委成员联合组成经济查办委员会,查实了许白昊所反映的工会经费挪用情况,并分别以中共湖北省委第10号、14号、17号等文件发出通告,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经济纪律等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制度的建立,为湖北后来党的纪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夕,许白昊深感中央下达的有些指令,仍不顾我党处在白色恐怖重重包围之下的残酷现实,并不时出现忽“右”忽“左”的畏缩退让或盲动冒险倾向,导致党的组织和人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为避免重蹈覆撤,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1月22日,许白昊又一次与项英、郑覆他联名致信党中央,就党的建设及中国革命之前途等重大问题,要求党中央在召开“六大”前夕,能否先将大会讨论之问题草案,先行告知各级党组织,充分听取和收集来自基层的各种意见、建议,以供大会参考;同时,也要求党中央,目前至大会期间将出一种刊物,专门登载及发表各党部、各同志对于大会之意见。中共中央收到许白昊的来信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立即作出安排部署。2月16日,瞿秋白与周恩来一起,召集刘少奇、汪泽楷等进行谈话,征求他们对党的一般策略的意见;并利用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登载探讨与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路线、策略等问题;4月2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召开中共六大的相关问题;为进一步搞清楚中国革命面临的诸多理论问题,6月7日,瞿秋白与苏兆征、周恩来一起,召集近60名来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举行谈话会,再次征询意见和建议。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胜利召开。

    1928年2月7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秘密举行,许白昊被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他虽早已调离湖北,此次仍被当选,主要是遭受两次大屠杀后的湖北,需要利用许白昊的影响力,唤醒工人群众,重新组织工会队伍。2月17日,正当他召集上海总工会各区负责人秘密传达会议精神时,由于叛徒告密,许白昊不幸被捕入狱。他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气节。在狱中,他时刻关怀难友,用自己坚定的革命言行影响着周围的同难;想方设法营救陈乔年但未获成功;并秘密建立起直接与中央机关联络的狱中特别党支部,将那些在不同时间不同机关的被捕者代名、真名、口供和狱中表现,由专人收集记录,秘密地传出狱外,向中共中央机关汇报。同许白昊一起被捕的郑复他,就在4月成功地从狱中传出了《致父亲》、《致妻子》遗书各一封,后来还有彭湃、杨殷、恽代英等就义前夕《致党中央》的手稿及信件被陆续传出狱外。许白昊知道自己被判处极刑,6月6日临刑前,狱中的同志问许白昊有什么要交代的,他泰然自若地叮嘱同志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把身体养好,将来出去继续革命工作。”当日下午,随着一阵枪响,许白昊倒下了他那不屈的身躯。兑现了他“为众生而努力,为众生而牺牲”的庄严承诺。

五、 竭忠尽节严守秘密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中,确立了党的保密原则,即“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此后,每一部党章均特别强调“保守党的秘密”这条重要纪律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高压环境下能够生存、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加紧悬赏捉拿许白昊等共产党首要。中央多次催促许白昊转移,他毅然选择绝地坚守同敌斗争 。转入隐蔽斗争后,党的机关经常住无定所,搬了不少地方,如黄土坡、四街巷、雄楚楼、福寿庵等,每搬一处时间都不能住长,以免被敌人注意和发现。虽工作机关转换频繁,身为中共武汉区委秘书、工运重要负责人的许白昊,每次都能妥为掌管好党的机密文件资料,从未落入敌手。秘密建立起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成立济难会,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并一直坚持到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正当他着手恢复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时,1924年5月13日,由于工贼告密,密设于德润里的中共汉口地委机关被敌人破坏,许白昊不幸被捕。许白昊被捕后,敌人窃喜若狂,满以为湖北中共党的组织及工运首领就能一网打尽。于是,军警当局连夜将许白昊押解到汉口后花楼陆军稽查处突击审讯,敌人对他用尽了所有的酷刑都没有使他屈服,更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后又用专车押往洛阳由军阀吴佩孚酷刑相加、亲审数次仍无结果,被判决十年监禁。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获出狱。中央考虑到许白昊对湖北的熟悉和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决定要他重返武汉。许白昊领受了中央的新指示,重新杠起组织领导湖北工人运动的大旗。

    1927年4月1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动集团,公然发布所谓第一号“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并开列了197人的通缉名单,许白昊赫然位列第28位。对此,许白昊仍全然不顾,继续坚定地领导工人运动的开展。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又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局势骤然突变,中央和湖北党组织及人员均处在极度危险之中。许白昊临危不惧,全力协助中央做好党的组织和人员转移、疏散、隐蔽和整顿工作后,于8月奉中央指示到上海工作,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长。

    为了尽快恢复上海总工会下属近百万工人开展革命活动,许白昊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覆他一起,夜以继日地秘密组织准备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装暴动,以夺取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1928年2月17日,许白昊出席上海总工会在沪西黄浦区召开的各区工会负责人秘密会议,由于判徒的告密,会场被英国租界的巡捕房包围,许白昊、郑覆他等人当场被捕。

    翌日,许白昊等即被英巡捕房转解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监狱,并派叛徒到狱中当场指认,许白昊身份暴露。敌人弹冠相庆,认为许白昊是一位上知中央、下知地方重要情报的中共要员,绝对有他们想要甚至意想不到的中共机密,一定要设法让他开口。于是,敌人在许白昊身上软硬兼施,用尽了一切残忍的酷刑。他虽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仍坚贞不屈,痛斥敌人,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从不露半点党的机密。连看守的特务也常说,被捕者推进刑讯室“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担任过国民党军统少将、侦缉队督察的沈醉在解放后曾多次回忆到当年捕人、审讯、用刑的情形时说:刑讯室两边墙上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刑具,“政治犯”在初受审时,除了极少数经不住考验当场叛变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酷刑的。如“炒排骨”、“灌冷水”、“老虎凳”“踩杠子”等,而且用刑是一套套的,层层加码,越来越残酷,每一次用刑都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在龙华监狱这座杀人魔窟里,许白昊不顾身心遭受非人折磨摧残的痛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利用一切机会联络狱中难友同敌人进行巧妙而坚决的抗争。秘密建立起狱中特别党支部和“同难会”,团结狱内同难群众,一致应对监狱当局。狱中特别党支部还制订了识别叛徒的标准以统一思想,其中保密纪律是最要的一条,如:是否出卖了组织、同志;是否泄露党的机密,给组织带来更大损失等。为了防止革命队伍里的软骨头出卖同志、出卖党的机密,狱中特别党支部还特地写成诗秘密传递警醒、抨击和嘲讽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如:“劝告新朋友,切勿去自首。如有此行为,丢尽人间丑。就是自首后,也不会长久。既不能做人,又不能做狗”。龙华狱中特别党支部从1928年至1931年留存间,为保护营救党的同志,传递重要情报资料,识别变节叛变者,防止党的秘密泄露作出了许多鲜为人知和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按蒋介石一贯逻辑“不为我用,决不留给共党用”。1928年6月6日,蒋秘令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将许白昊、陈乔年、郑覆他秘密杀害于龙华的荒野。许白昊牺牲后,上海总工会主办的《上海工人》、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等杂志纷纷发文,追念了许白昊等烈士的英雄事迹。同年9月,项英在出席中共六大期间,怀着对亲密战友的深沉追念,为许白昊立传,挥笔写下了烈士的业绩:“白昊同志他一生是为中国无产阶级谋解放而努力而奋斗。他是最刻苦耐劳而最勇敢忠诚的共产党员。……他是中国工人群众中最能干的勇敢的战斗员与先锋。”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许白昊用一生的留痕,印证了他为我党早期纪检监察事业的探索、建立和发展,义无反顾地不断深耕开拓进取,直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撰稿者:许白昊侄孙许振斌  

工作单位:湖北省应城市税务局 

              202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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