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程毓
(摄影 王文宇)
2020年12月，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公布，文法学院袁年兴教授凭借《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其逻辑结构——一项超越二元对立的族群人类学研究》学术专著荣获二等奖，实现我校在人文社科类国家奖上零的突破。
中国高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是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政府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本次评选范围为2014年至2017年间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袁年兴撰写的专著于2015年出版，收到业内学者的众多好评，“对‘民族共生’理论进行了系统性、开创性的研究。”“构建了经验式、微观分析和逻辑、宏观阐释相结合的新研究范式。”“尤其对于中国民族学而言，这有助于我们解决深陷其中的伦理困境和方法论的焦虑，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发现并解决这个体系中心潜在的文化危机。”……
两年田野调查获取一手资料
民族共生研究，袁年兴从2007年就读博士时开始涉足。他师从研究民族关系的导师许宪隆。寻找博士的研究方向时，他思考着，中国有56个民族，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庭？他强烈地意识到，没有民族融合，就没有民族团结。民族共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共生历史和现状是怎样的？能否为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治理提供新的理论和范式？带着一种使命感，袁年兴开始了研究。
从事人文社科研究，扎实的田野调查必不可少。2008年暑假，袁年兴背上行李，拿着地图，一个人沿着多民族居住地区——藏彝走廊，开始“苦旅式”的探寻之路。
从湖北武汉乘火车，来到四川成都，他朝着四川、云南和西藏的交界处前行。拼车、徒步，交谈、住宿，经历了一周的走走停停。一个傍晚，来到雪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疲惫不堪的他，像往常一样，敲响路边的一户农舍。自我介绍后，受到热情的接待，“在当地，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很受欢迎。”
“我们这个村庄有17个民族，30多年没有刑事案件……”听到朴实的农户介绍，他惊喜不已，“这就是我要找寻的族群共生研究的村庄。”
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哈巴村，地处滇川藏三省交会处，历史上曾有多个政权在此拉锯争夺，也是中国西南多民族南来北往、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带。为什么这里几十年来多民族能够和谐共处？可以想象，这里积淀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生存性智慧。
他住下来。早上，在农户家吃过早餐，他拿上本子和相机，开始走街串户，访谈、观察和记录。
看到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他凑上前打招呼，坐下来聊家常，了解村子的族群迁徙历史和家族关系；遇到在田里做农活的村民，他放下本子，帮着打下手，询问族群关系和生活方式；看到家里有人，他走进屋里，和村民烤着土豆，闲聊村民生活和居住情况。在东一句、西一句的唠嗑中，他收集到越来越多的信息。
村里经常有各种聚集性活动，他入乡随俗地参与。每月初一、十五，他跟着村民赶集，村民们把家里的农产品摆放在主干道两旁，提供交换和购买。谁家里有红白喜事，他闻讯而来，送上薄礼，全程参加，在“打跳”舞会上，和村民们喝酒跳舞。村里举办的各民族节日活动，他融入其中，留心观察各民族的服饰和习俗。
两周后，大多村民都认识他了，远远地看见，就热情地招呼“袁教授来啦！”而原本白面书生的他，每天早出晚归，也晒得皮肤黑红，有了当地人的模样。
远离亲人，客居他乡，白天忙碌，时光好过。夜晚，整理完笔记，他躺在床上，听见屋外传来呜呜的声音，想到村民讲的活埋坑、鬼火故事，开始几天感到既恐怖又孤独，常常彻夜难眠，一周后才慢慢适应。
第一次，他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多次来到哈巴村，呆上几周或几个月，和村民同住同吃同劳动。2009年，直到大年三十，他才回家，“为了参加当地人的各种节日活动。”
两年艰苦扎实的调查，带来丰厚的第一手资料。访谈记录和观察记录写了五本，拍摄记录有数千张照片、十多段视频。
通过田野调查，他有了新发现和新思考——多样性的异质共生，是生命起源和存在的意义所在，也是人类生存诉求的根本线索，这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至少可以确定，在人类学遭遇后现代思潮“不确定性”的背景中，重新审视共生论有助于我们摆脱学科伦理的困境。
而这一切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在乘车翻越5000多米的雪山时，他有强烈的高原反应，嘴唇发乌，头痛得要裂开。他缩在车里，双目紧闭，昏昏欲睡。幸好同行的一名武警不断地提醒他，“千万不能睡着，睡着了就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
导师许宪隆得知他的经历后说：“作为年轻学者，能够做如此扎实的田野调查，非常难得，也为做出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七年精心打磨成就学术专著
2009年大年三十，袁年兴回到武汉，夫人和孩子已回娘家过年。他一个人在家里，打开电脑，开始闭关写作。
面对纷繁的调查资料，按照怎样的逻辑梳理才有学术价值？每天，坐在书桌前，他边想边写。有些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有的问题看不透、想不通，有时想用新概念来准确表述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写着写着，经常推翻重来。每天一坐下就是十几个小时，经常写到凌晨5、6点。
时常遇到卡壳，他揣上小本子和笔，走出家门，用散步来调解。他边走边想，想通一点，赶紧记下来，回到家里，继续写作。持续的写作，让他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
春节后，夫人和孩子回到家中，而他依然每天写作十多个小时。一天，他用图标构建哈巴村纳西族的“亲属称谓”结构。经过一夜的反复琢磨，都没有得到理想的图表。“哐”的一声，夫人早上醒来，推开书房的门，把专注思考的他吓 了一跳，“进来能不能先敲门啊。”妻子看到他一夜未睡，本就有些气恼，“在我自己家里，还敲个什么门。”
历经三个多月的潜心写作，他终于整理出了初稿，然后进一步提炼和打磨。2009年，他接连发表十几篇论文，呈现成果“爆发期”。民族学知名学者周智生教授评价说：“袁年兴首次提出了民族共生理论。”2010年，他完成了24万字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止于毕业，而应该是开启新征程。袁年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着手编写学术专著。目录，他就修改了上百次。每个章节，用故事化的语言，用短句子，精心雕琢，改了几十稿。“相当于全盘重写。”这样前后经过了3年，《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其逻辑结构》交稿。201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编委们在编审这本2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时评价说，书中呈现大量的实例、数据和图片，没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是写不出来的。
得知获奖后，导师许宪隆把文件转发在群里，师兄弟们纷纷表示祝贺。袁年兴没有过多的兴奋：“学习、思考和研究的过程，更让我感到无穷的乐趣。”
2018年，时隔10年，他带着夫人和孩子来到哈巴村。依山傍水的村庄、纯朴和睦的村民，远处白皑皑的雪山，近处漫山遍野红似火的花椒，让妻儿流连忘返。妻子说：“你在这里研究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你的学术成果很有意义。”
回顾2007年到2015年历经艰辛的研究历程，袁年兴欣慰地说：“这是我从哲学、心理学等多维跨界，用实证和模型方法，为民族关系研究做出的一点贡献。”
近五年，在多项国家基金的支持下，他继续推进民族共生研究，第二本专著即将出版，另有二本专著在写作中。
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张继才提及他赞不绝口：“袁教授科研严谨，经常通宵达旦，丰硕的学术成果都是‘拼’出来的，而且作为科研副院长，带动指导学院的老师们，学院获批国家基金数量明显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