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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都市报::自我加码自寻问题让我受益终身

作者:肖杨 程毓 方斌编辑: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18-10-30浏览次数:

□楚天都市报记者肖杨 通讯员程毓 方斌

图为:苏义脑院士在武汉科技大学办学12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

■对话人物

苏义脑,1949年出生于河南偃师。1976年武汉钢铁学院(武汉科技大学前身)毕业。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多年前,如果有人说石油钻井设备能根据“嗅觉”去钻井采油,肯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而今,这方面的高端技术装备已经应用于我国很多油气钻井工程中。

上世纪90年代末,苏义脑带领科研团队,历经8年开发出能够随时从数千米的井下“报告”钻井情况、自动发现油层位置的“地质导向钻井技术”,被誉为中国钻井界的“两弹一星”。

■对话背景

近日,武汉科技大学举行办学120周年庆典,苏义脑院士风尘仆仆赶回,为母校庆生,26日上午在苏院士下榻的酒店,楚天都市报记者专访了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科学家,听他讲述青年时代曲折而又传奇的求学、奋斗经历。

虽年近7旬,但苏院士言谈间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回答问题循丝逐缕,尽显理工科背景的严谨。

讲求学 念过8所小学总能考第一

记:您24岁上大学,54岁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能讲讲您的求学经历吗?

苏:我父亲是一名乡镇医生,随着他的工作调动,我辗转念过8所小学,但每到一校,总能不费力气地考第一名。父母想培养我学医,但我受当时科技报国的理念影响,一心想着搞国防,做科研。还记得我初二时有次考试,前七门出来都是满分,最后一门历史我也信心满满,结果卷子发下来我全部答对了却只有99分。老师说我写字潦草,扣掉一分,当时还觉得特别委屈。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父亲怕我骄傲自满,拜托老师经常敲打我。长大后,我才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

记:您念书时没遇过挫折吧?

苏:我15岁初中毕业,以偃师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重点郑州一中。当时班上同学水平都很高,而我在县里读书时,直到初中最后一年才开始学俄语。到了高中,全班的同学都已经学了三年俄语,就我一人例外。第一节俄语课上,我特别怕老师提问我。结果老师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看到班上同学齐刷刷投过来怀疑的眼神,我感觉无地自容。老师这才对同学解释,说我只学过一年俄语,希望大家一起帮助我。

记:后来您怎么追赶的?

苏:学语言不像理工科那样要求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但需要记忆的东西多,靠积累和熟练。我分析了我的优势,其他课程基础较好,不用费劲,可以把节省的时间用于外语的学习。两个月后的期中考试我的俄语课考了98分,上高二之前又考了一个年级最高分,我这才感觉到自己赶上来了。这件事给了我启迪和信心,也让我不怕挫折。

忆劳动 下乡后当电工边干边学

记:1968年,作为全国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劳动中您也一直坚持学习吗?

苏:我离开郑州一中前, 我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送给我一本《解析几何与微积分》教程, 叮嘱我下乡后千万不要忘了学习,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仍然记得蒋庚老师那一刻期盼的目光。在农村,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农民,风里来雨里去,每天要高强度地劳作,但每逢下雨天不出工,或者晚上,有空我就找书看。

记: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什么支撑着您学习?

苏:下乡一年后,村里要办交流电,村干部和群众推荐我当电工。其实当时我也不懂交流电,只能去自学相关书籍,一学即用,用了再学。从买第一根电杆到通电,给村里办起面粉、棉花等综合加工厂,我都是坚持自学,边干边学。做事的时候常常觉得知识不够用,我还把姐夫的书籍借来,自学了机械制图。

记:这些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苏:1971年, 我被招工到三门峡“化工部化工矿山机械厂”,成了一名铆工学员。下车间的第二天, 就开始画机械图,那个时候我做事仍然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喜欢琢磨里面的原理窍门,所以在工厂里也进行技术革新。1973年,大学公开招生,并要求进行文化课考试,我也被工厂推荐,这才进了武汉钢铁学院(武汉科技大学前身)的校门。

做学问 按研究生模式上完大学

记:您肯定很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时光。

苏:上大学时,我的专业是矿山机械。由于我之前的农村和工厂的经历, 上学时有一定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我总是带着问题去学习。回忆起来,我基本是按照研究生的模式度过了大学生活。

记: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研究经历吗?

苏:大一上学期期末, 我在做一道数学题时展开深入思考,不仅用自学过的高等数学知识进行全面分析,还快速查阅要在大二、大三才会学习的运动学、动力学和专业机械课程,一连7天泡在图书馆,最后写出了50页研究笔记, 得到了新的结论。大二时,我对《理论力学》中的柯尼希定理进行了推广,得到专家的肯定。可以说这些自我加码、自寻问题并去探索解决,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让我受益终身。

搞石油 学科交叉往往能出大思路

记:您本科学的是矿机、力学,为何后来成为石油领域的专家?

苏:大学毕业回厂工作3年后,1979年我考取了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首届研究生,开始与石油结缘。当时我们研究生上课是学时制,规定要有900学时,一般是10到12门课,我学了1702学时,21门课;做硕士论文,规定一篇,我完成了两篇学位论文提交答辩。1984年石油部博士点获批,我成为首届博士生,跟着当时的石油界力学权威白家祉教授进行七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课题攻关。1988年,我又有意识地选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这期间我提出了“井下控制工程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记:您当时是搞石油钻井的,怎么又琢磨“上天”了?

苏:我读博士时就在思考井下控制这一课题,认为控制精度要想进一步提高,必须另辟蹊径。当时我学习过钱学森先生的《工程控制论》,想把航空航天的控制思路引入到石油钻井的轨道控制中来。这种引入只能是概念性引入,因为入地和上天毕竟有很大的差别,但科学本质是相同的。

记:后来证明您的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您作为主要研究人员的“石油水平井钻井成套技术研究”的攻关成果,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到现在已形成巨大的产业,从中您个人收获了什么?

苏:能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把科学技术变成具体的生产力,我就已经很欣慰了。

记:现在像您这样有多学科背景的人,我们管他叫跨界的“斜杠青年”,比如履历上会更加精彩一些,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

苏:“斜杠青年”这个名词我不懂。学科交叉往往能出大思路, 产生突破性的大思维,能够从几个不同的视角看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现在的年轻人机会很多,受到诱惑也很多,我们那个年代受到的教育与此不同,两弹元勋邓稼先是原子弹、氢弹的重要贡献者,奖金也就20元钱。搞科研最开心的就是成果能转化成生产力,真正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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