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科技大学（原湖北工艺学堂）校史馆内的张之洞雕像（摄影：何蒙）
湖北工艺学堂是清末洋务新政的成果，是张之洞对湖北近代教育的重要贡献。
湖北工艺学堂的创建及特点
晚清洋务运动是洋务派主导的一次改革运动，张之洞是后期代表人物。新式教育的创办即是其主导的湖北宏大的改革之一，湖北工艺学堂便在教育改革中应运而生（1898年）。这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学校之一，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成果之一。关于开办之经历，《校史》阐述颇详，黎宇宁等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这里谈谈湖北工艺学堂的特点。
特点之一：中西兼学
湖北工艺学堂开设课程中西兼学：“分习汽机、车床、绘图、翻沙、打铁、打铜、木作、漆器、竹器、洋蜡、玻璃各门工艺。”“第一年认字、写字、读圣谕广训、曾文正公家书之类，记账。第二年读孝经四书兼讲解，学写家信。第三年读史鉴节要……”。也就是说，要求学生既习西学，又学中学。
学堂教习备配中西兼有：算学教习2人，绘图教习1人、格致教习1人、化学教习1人、教操弁1人，另有华文教习4人。华文教习的职责不仅要传授四书五经之类的课程，而且要对学生进行管束：“以资训迪而便约束。”
特点之二：注重实践
一是学校学校建有实习工厂，1910年，李四光就任学校实习工厂厂长。实习工厂设备较为先进，武昌起义后，湖北当局专门予以保护。1914年，学校工厂制造的产品参加了巴拿马博览会展出。
学校重视学生操作能力，要求学生“各门工艺，必须亲手操作。”禁止省略学生操作这个环节，也禁止教习降低要求。
特点之三：人才济济
我对早期人物进行研究，发现学校是人才聚集地。
梁敦彦(1857-1924)，广东顺德人，是中国官派留学美国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1898年湖北工艺学堂坐办，后任会办，在学校的地位仅次于总办。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家。
钱恂(1853-1927)，浙江归安（今吴兴）人，1898年湖北工艺学堂提调、会办，清末民国著名的外交家、学者。夫人钱单士厘所著《癸卯旅行记》是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出版后轰动一时，名扬遐迩。钱恂同父异母弟钱玄同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侄子钱三强是著名的科学家。
汪凤瀛(1854-1925)，湖北工艺学堂最早的创办人之一，张之洞的总文案，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著名的文章有雷霆万钧之力，与之相比肩者，是汪风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
沈明道（1873-1941），湖北省东湖县三斗坪（今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人，参与办理文普通中学堂，1910年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监督。民国初年，沈明道任武昌荆南中学校长。1919年9月，沈明道任湖北省教育厅视学。沈明道是教育家，他的子、孙、重孙多从事教育，是教育世家，其子沈刚伯还是历史学家、教育家。
此外还有程颂万，他是企业家、教育家、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程颂万之孙程之是著名的演员，叔孙程千帆是著名的学者。
学校教师基本上具有留日背景，不仅具有现代科学知识与技能，而且具有国际视野。学校开设时就有日本教习，直到上世纪20年代，学校还聘请几位日籍教师。
湖北工艺学堂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
1907年易名湖北申等工业学堂。辛亥革命时期，学校不少学生甚至教师却选择了革命：
第一，湖北革命党在学堂建立了基层组织，这是为数甚少的几个学堂之一，学生赵师梅是负责人，即代表。
第二，学校有20余名学生加入革命组织，比例较大。其中4人为核心成员。
第三，赵师梅等3名学生绘制了起义军旗即十八星旗。
第四，在起义、阳夏战争中表现突出。起义当晚及前一日，即1911年10月9日、10日，赵师梅、赵学诗、陈宏诰3人被捕。起义成功后，不少学生参加了学生军，陈磊、赵师梅等参与了军政府的建立，陈宏诰还是决策机构谋略处的成员。1913年，按北京政府的要求，湖北上报武昌起义功臣时，该校有3人列为甲等，倘若陈磊不在先一年死于意外，应该也列名甲等。
张之洞的改革结出了革命的果实，“种豆得瓜”，这体现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性。
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学生选择革命的客观原因
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学生选择革命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学生追求民主共和制度而主动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革命组织采取正确的革命方略和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对此，如前所述，笔者曾进行过专门论述，此不赞述。不可否认的是，它与该校所处的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武汉科技大学（原湖北工艺学堂）校园内的张之洞雕像（摄影：何蒙）
第一，学校创始人张之洞宽容乃至纵容革命。有学者认为，“庚子年前后，张之洞等宽容门下弟子反清，甚至早就洞悉其人心机，却隐忍不发，事后亦不检举惩处，可谓纵容。”其理由是：“首先，张之洞颁示学堂管理章程有防范学生异动考虑，但形同具文，甚至确有‘劣迹’者仍受师长赏识”；“其次，张之洞本人宽容反清学生亦有确实证据。”的确，对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党人，张之洞在处理时比较宽容和柔和。当获知革命党人在花园山聚会时，他并没有进行镇压，而是把参与聚会的党人派出国外留学，使花园山聚会解散于无形。“丙午之狱”中被捕的革命党人张难先也受到从轻处理。张难先深有感触，曾调侃说：张之洞“纵唐才常之弟，曲护丙午被捕党人，大用吴禄贞又若为吾党张目。”
第二，学校教师中育革命者或同情者，对学生产生了较大影响。
学校的不少教师对革命持较为宽容的态度，甚至积极参与。
钱恂是湖北工艺学堂最早的提调，1898年3月18日任职，4月6日又升为会办。他通晓洋务，思想开明，主张革新，被张之洞任命为文案，是张氏重要的幕僚。次年，钱恂被委派到日本，充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在日期间，钱恂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章太炎过从甚密，与章太炎的交往尤其密切，甚至，在其介绍下，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对有所谓异端思想与行为的沈翔云、董鸿神等人，钱恂曾给予保护。
汪凤瀛是张之洞的总文案，1898年在学校有过短期任职。他对革命党人的处理也很宽容。
范鸿泰在1904年任湖北高等工艺学堂教习，1907年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监督，也是一位革命者。在日本留学期间，任《湖北学生界》编辑，倾心革命，回国后在昙华林参加花园山聚会。
李四光留学日本，14岁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曾任学校教习兼实习工场场长。这些教师是如何影响学生的？因为史料缺乏，很难作一个具体的描述，不过，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更为直接，产生的效果应该更大。李四光在校期间，就利用同乡关系（湖北黄冈县，今团风县），与在校学生陈磊交往较多，引导其参加革命。
第三，学校文化地理环境对学生投身革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湖北高等工艺学堂及后来的湖北中等工业学堂都在昙华林范围以内。这片区域仅1.02平方公里的区域，却为革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地理条件。
一是学校众多，革命氛围浓郁。昙华林是清末新式学校最为集中之地。按照办学主体划分，学校有三种类型：一是教会学校。3所。二是官方所办新式学校。10所。三是私立学校。3所。在面积仅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就有这么多学校，实属罕见。知识分子富于理想，眼光敏锐，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命运，容易产生或接受革命思想，并且容易互相影响。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学生运动容易发生。位于昙华林的文华大学、第二文普通中学堂也有师生参加革命。
二是革命组织发达，革命辐射力大。1903年的花园山聚会是湖北辛亥革命之根。前后相继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在人员、精神，方略等方面一脉相承。
建立在昙华林的日知会具有重要的地位。湖北革命的基本格局是在日知会时期形成的。领导武昌起义的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与之有很深的渊源，文学社和日知会一脉相承，共进会的组织者和成员不少是原日知会会员。“湖北革命之基，实于此植之矣。”本区域建立的革命团体对本地学生的影响更为直接。
湖北革命组织也重视在昙华林发展力量。湖北革命团体先后出现应该是42个。其中，在昙华林建立6个，可以说，昙华林是团体或机关分布最为集中之地。位于昙华林的湖北中等工业学堂自然是得天独厚了。
还需指出的是，在当时，除文华大学、文华中学等教会学校之外，该校是历史最长、在昙华林办学时间最长的学校，这也是其在辛亥革命中独放异彩的原因之一。
总之，张之洞是湖北近代实业教育的自觉的创建者，也是辛亥革命不自觉的酿造师，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
（作者系辛亥革命网专家、武汉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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