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科大人中，几乎无人不知张之洞与我校的关系：张之洞是学校创始人，学校源头是1898年的湖北工艺学堂。校史编撰者们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将校史追溯到清末，并完整地描述出来。档案馆也功不可没，把百年历史以简洁的语言、生动的图片、真实的物件表现出来。在校史馆中，反映学校最早的历史的实物，当属奏折和砖头。实际上，砖头与学校无关，它是汉阳铁厂的砖头。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中国最早的重工企业，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被称为“亚洲之雄厂”。毛泽东曾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可见，张之洞贡献之大。图为张之洞遥望汉阳铁厂。
因为汉阳铁厂与学校同一个“祖宗”，所以，档案馆的领导便把那几块砖头放在校史馆，增强观众对张之洞的印象。记得是在2007年夏，馆长钟磊、副馆长万青同志请笔者帮忙，一起去武汉相关单位找点校史资料，笔者与两位领导及其他几位同志到汉阳铁厂的张之洞博物馆，顾馆长看到“亲戚”来了，不仅免去我们的门票，而且慷慨地送了几块砖头，这就是校史馆里砖头的来历。奏折是很有价值的校史实物，只不过是复制品，严格地说，是复制品的复制品，仿华中农业大学校史馆奏折的复制品。当年，我们一行赴华农，该校宣传部彭部长热情接待，并慨然同意提供仿制。1898年，张之洞上奏光绪皇帝，请示开设农务学堂与工艺学堂，得到允准，农务学堂即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据说，这个奏折原件现在台北，华农得到复制品就颇费周章，花费似乎也不少，我校档案馆为学校可节约了不少。
湖北工艺学堂创办时正是洋务运动后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硕果之一，当然，它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杰作之一。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直隶（河北）南皮人，同治进士，曾任山西巡抚、湖广总督等职，督鄂近20年，是晚清著名的封疆大吏。他的教育事业卓有成就，无论是书院改制，还是创办学堂，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师范教育、留学教育，都在全国首屈一指。他在教育上创造数个第一：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独立的专业学堂——自强学堂；开师范教育之先河；第一次提出女子教育主张；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幼稚园……。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新式学校就有几十所，如自强学堂、五路高等小学堂、文普通中学堂、支郡师范学堂、武昌道府师范、汉阳府师范、湖北农务学堂、农业小学堂、蚕业学堂、文高等学堂、武备学堂、将弁学堂、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湖北警察学堂等。有的学校薪火相传百余年，除我校之外，还有武汉大学，其前身是自强学堂，又如华中农业大学，其源头则是湖北农务学堂。湖北选派留学生规模也居全国前茅。湖北留学教育起步较晚。由于湖北深居内地，风气比较闭塞，加之张之洞督鄂前，湖北没有开办洋务企业，因此，派遣留学几乎还是空白。1892年，湖北黄梅女子石美玉受教会资助，赴美国学习医学，这是湖北留学之始，但这不是湖北地方当局的行为。甲午战争之后，湖北留学运动开展起来，发展十分迅速。1896年，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在国内招收日文翻译练习生，湖北戢元丞考取，成为清政府首次派遣的13名留日学生之一。1898年，经日本政府同意，清政府拟派200人赴日，但因风气未开，不少人视留学为畏途，仅56人成行，其中湖北就有20人。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派4名秀才赴日。1899年，湖北派出吴禄贞等20人赴日本学习军事，另有多人学习实业、农业。当年所派留日学生不少于七、八十人。20世纪初年，湖北留学运动进入高潮，所派往留学的人数名列各省前茅。这与张之洞重视有很大关系。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在学习西学的各种方式与途径中，留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在晚清时期，湖北留日学生有5000人之多，留学欧美的湖北学子达200余人，人数名列全茅。 张之洞不仅潜心湖北教育改革，而且推动清朝颁布中国的第一个学制，即1903年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制”，这是他会同管学大臣张百熙，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订的。他也是废除科举制度的有力的推动者，1904年他与袁世凯等人联名上奏请废科举，得到采纳，次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张之洞对自己的教育建树颇感自负，曾亲自编订《学堂歌》，要求学生吟唱：“…… 湖北省，免捐项，就将此款兴学堂。 早兴学，民盼望，各省开办无定章。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 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 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 我同学，生此方，切莫辜负好时光。 ……” 张之洞的教育改革不仅建立了湖北近代教育体系，也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仅就留学生而言，著名者就有地质学家李四光，法学家张知本、马德润，国学大师黄侃，外交家魏宸组、郭泰祺。此外，政界汤化龙、李书城、孙武、刘公、梁钟汉等，军界吴禄贞、蓝天蔚等，教育界张继熙、李廉方、陈时等，在辛亥革命或民国时期都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这批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而且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洗礼，因此，具有开放的视野、民主的观念、拳拳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不同于封闭守旧、满脑子封建伦理纲常的旧式士大夫。他们活跃在湖北各个领域，有力地推动了湖北近代化进程。
湖北工艺学堂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学校之一。关于学校基本情况，校史记载颇详：校址位于现在的武昌彭刘杨路一带，学制三年，学生学习汽机、车床、翻砂、绘图、木作、打铁、打铜、玻璃、蜡烛、肥皂与香水等工艺，也兼习理化、数学等知识。校史提到，学校曾停办。笔者从《东方杂志》中查找到，学校停办的时间是1904年。 校史记载，1907年，已经停办的湖北工艺学堂迁至武昌昙华林原道师范学堂旧址上（今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处），易名省城中等工业学堂。这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按今天的话说，是一所职高，学制五年，其中，前两年为预科，后三年为本科，开设金工、电气、土木三科。
学校师资雄厚，聘请了不少日本教师。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曾在学校短暂任教。李四光小学毕业于东路高等小学堂（位于昙华林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处），1910年曾在我校任教并兼任实习工厂厂长。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才，如中国第一批教授、武汉大学机械学院创始人赵师梅。 张之洞创建近代学校的目的是为封建清王朝培养接班人，但事与愿违，这些人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国同盟会第二号人物黄兴是两湖书院的毕业生，第三号人物宋教仁是文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以湖北留学教育为例。张之洞力图把留学生培养成为“中体西用”式的人才，所以特别重视对留学生思想与行为的控制。1899年，张之洞就委派钱恂为湖北留日学生监督，这是中国派驻留日学生监督之始。1903年，拒俄运动发生后，张之洞向清廷提出《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采取措施，规范留学生言行。尽管如此，留学生在新的环境下，很快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走向了清廷的对立面，其中一部分倾向于君主立宪，如汤化龙，大部分则成为革命党人，如吴禄贞、蓝天蔚、孙武等。1903年留日学生发动了要求俄国从东北撤军的拒俄运动，4月底，500余名留学生召开抗俄大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来，义勇队改名学生军，队长就是湖北留学生蓝天蔚，刘成禺、李书城、程明超、王莲等一批湖北留学生参与其中。在爱国行为遭到清政府打压后，爱国留学生彻底认清了满清政府的无能，纷纷走上了以武力推倒满清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中，湖北留学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898年，吴禄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1903年，他与李廉方等在武昌花园山聚会，畅谈革命，这是湖北最早的革命活动，1904年，他又参加组织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此后，在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等革命活动中，都有留学生参与。湖北留学生也是同盟会骨干力量。1905年至1906年，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会员为863人，而在这863人中，湖北留学生就有106人，占总数的12．3％，当时的湖北留目生刘成禺、李书城、田桐、居正、曹亚伯、蓝天蔚、时功玖等人是东京同盟会的发起人、组织者。在欧洲的同盟会会员中，开始参加的18名留学生全是湖北人，其中朱中和、史青、贺之才等还是欧洲同盟会的组织者。1907年，刘公、孙武、居正等在日本建立共进会，不久回湖北，在新军、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并与湖北另一个革命组织文学社联合领导了武昌起义。参与武昌起义的有一批留学生，孙武、张振武、李书城、李西屏、田桐、黄侃等在湖北军政府中还担任重要职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湖北留学潮实质上就是湖北革命潮。
国内的学生也是如此，前述赵师梅，在校期间，与堂弟赵学诗和同学陈磊（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潭秋的兄长）绘制了十八星旗。他们三人都是湖北革命党人的骨干，同学陈宏诰还是湖北军政府的核心人物，即所谓“八大金刚”之一。本校学生参加革命组织者达20余名，占总人数八分之一以上。这也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孙中山曾对此作出评述：“以南皮（张之洞是直隶南皮县人，时人称之为‘张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曾调侃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的合作。”当今学者则用四个字形容：“种豆得瓜”。如果武昌起义时，张之洞健在，他不知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