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林匹克第一人：宋如海
张继才
1922年前后执教于湖北甲种工业学校
回顾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人们往往会提到第一个参加奥运比赛的中国运动员刘长春、第一个代表中国出席奥运会的宋如海。其实，宋如海比刘长春更早，他虽不是运动员，但在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9届奥运会上，他表中国出席，比刘长春参加奥运早4年。在民国，他的知名度非常大，他以将英文奥林匹克翻译为中文“我能比呀”，从而载入史册，此外，他还以民国时期中国体育界的“北马南宋”、武汉体育之父而著称。对此，中国体育界内外人士耳熟能详。但他在湖北甲种工业学校任教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湖北甲种工业学校的体育教师
宋如海（1890—1958），安徽怀宁人。自幼生活于武汉，光绪二十九年（公历1903年）在湖北武昌接受基督教洗礼。金陵大学毕业后在教会工作。受西方文化影响，喜欢体育运动，经常进行足球、骑马、体操、游泳、跳水等运动。
1916年，宋如海任武昌基督教青年会干事，1921年升为总干事。武昌青年会正式成立于1913年，时任总干事是美国人朱尔丹，地址在武昌三道街。基督教青年会是社会服务团体，除传播基督教外，也开展大量的文化体育活动。作为爱好体育的青年会干事，宋如海在武昌各所学校大力提倡、推广体育。
在传统上，中国人讲究文野之分，尚文轻武，运动并不受重视。进入近代，西方人的运动观和体育思想逐步传入。在清末新式学校创建中，湖广总督张之洞深感国民孱弱、国家积弱，大力提倡强健身体。所以，他规定各学校一律开设兵操课程，但毕竟积重难返，风气转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辛亥革命之后，体育课程依然不太受重视，不少学校体育课形同虚设，甚至没有。相比之下，湖北工艺学堂及后来的湖北甲种工业学校还差强人意。湖北工艺学堂自建立时就开设兵操课程。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时代，学校也开设体育课，不过似乎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922年进校的校友王献猷先生回忆说：“学校购置了各种体育用具，但学校当局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并不重视。学校的体育设施，不过是聊备一格罢了。”学校的体育教师也只有一位，那就是宋如海。
在学生的印象中，宋如海对体育课投入的精力似乎不太多，主要原因是他太忙：“他是当时武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社会上是一位很活跃的人物，还在其他几个学校兼任体育教师。由于他很忙，所以他经常缺教。就是来上课，也不过领着同学们踢踢足球而已，很少具体指导学生的体育活动。”宋如海似乎留给这位学生一个不太敬业的印象，但学生能理解他的难处，也承认“他在体育界小有名气”。［1］不过，学校学生还是有不少学生喜欢体育运动，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反映了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接受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该校友回忆道：“学生的体育活动，是任个人爱好而自发地开展起来的。所以学生的体育活动，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他举例说，同学薛步宣、陶斯咏喜爱足球运动，经常在运动场锻炼；每逢假日，就整天练习。“在他俩的带动下，发展了许多新的足球运动爱好者，逐渐形成了一支足球队。在武昌各学校足球比赛中，他们是常获得冠军和亚军的。”
他还举例说，张光伦和李光有两个同学喜爱田径运动，曾分别在湖北省运动会和华中运动会中，夺得五英里长跑冠军和亚军。“当他们捧着巨型优胜杯奖品回校时，沿途锣鼓声、鞭炮声、赞扬声不绝于耳，颇极一时之盛。”［1］实际上，该校友回忆的情景恰好说明，学校体育活动比较有声色，学校也还比较重视，不然，不会“颇极一时之盛”的。与传统的士风相比，简直是判若霄壤。从这个角度而言，宋如海的功劳是相当大的。
平心而论，西方教会组织和基督教武昌青年会对西方体育的引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文华大学是武昌教会大学，就经常开展体育运动，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武汉地区最早的爱国活动就是该校中学部主任恽代英在学校运动会上发起的。宋如海在《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中说：“有西洋色彩的‘运动’与‘体育比赛’便输入中国了。我们可以说，中国由友邦得到‘发展体育的行动’同时，恢复了故有的体育事业。西洋对于中国的贡献便是‘体育之系统的发展’；而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实为介绍‘现代运动’到中国，立下了一个基础；在发展体育的工作上，要让它们占第一把交椅。”［2］
中国奥林匹克第一人
1928年，宋如海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也就是在这一年，宋如海成为中国奥林匹克史上的第一人。
1928年7月28日至8月12日，第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中国受邀参与盛会，但中国奥运委员会委员、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外交部长王正廷公务繁忙，无法抽身，于是，请宋如海代替。宋如海正在美国春田学院留学，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中华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这样，宋如海就以中国副代表和观察员身份参加奥运会，正代表则是中国驻丹麦大使罗忠贻。宋如海之行比刘长春1932年以运动员身份参加奥运还早4年，因而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体育运动水平很低，没有派运动员参赛，但毕竟与全球体育盛会有了直接的接触。
宋如海从美国到了荷兰。本届奥运会盛况空前，观众达三万五千人之多，宋如海身临其境，感慨良多，如在开幕式上，“最可使人注意者，则为各国运动员初入场时，全场观众鼓掌欢迎，与高呼该国之国名，此其所以鼓舞运动员之精神与爱国心焉。”在观看比赛时，联想到中国体育的落后，他深感忧虑：“是以吾国民族精神颓靡，号为东亚之病夫，此乃体育不兴，不足与他国比，抑亦无处学习操练有以至之。”［3］他对奥运会进取拼搏的精神深感赞同，渴望中国走上竞技舞台，情急之下，他将英文“奥林匹克” 音译为中文“我能比呀”，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怀。这一翻译，又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奥林匹克”的中文翻译者。
不仅如此，宋如海还是中国系统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人。他把在荷兰出席第九届奥运会的观感与经历，写成《我能比呀》系列通讯，于1928年8月至10月在上海《申报》发表，篇幅达6万字。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著作《我能比呀》，并收入《世界运动会丛录》。该书是宋如海1928年到荷兰观看第九届奥运会的记录，内收《‘我能比呀’运动会之历史》、《世界我能比呀运动会之组织》、《田径比赛规则》、《记参与第九次世界运动会之盛况并述我见》、《历届世界运动会成绩表》、《结论》，附录大量照片。这部著作的出版又创造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第一部关于奥运会的著作！
该书绝非奥运会的一般观感，仅仅消遣娱乐而已，他把他对体育精神的深刻感悟、对祖国落后的深切体会都写进了书中，他从提升民族精神和振兴国家力量的高度，阐述体育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具体对策，在本书附录中，他写了三个提案：《请全国一致提倡体育案》、《国民体育之振兴及进行方法案》、《各县普设公共体育场案》。可以说，宋如海的观感表达的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宋如海是中华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该会成立于1924年的上海，成立后，对内担负起领导全国体育事业的责任，对外建立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参加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足球等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该会还举办了1927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等赛事。
1936年5月，宋如海当选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干事，再次出席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奥运盛会。同年，他与王正廷、张伯苓等45人发起成立中华体育协会。
武汉体育之父
宋如海是著名的体育活动家，与清华大学体育系的马约翰并称中国体育界的“北马南宋”。1923年，宋如海召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代表在武昌开会，建立华中体育联合会，会址设在汉口中山公园。这是华中地区第一个体育团体。该团体在武昌举办了第一届华中运动会。1924年，又在武昌举办了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此届运动会离上届已有十年之久，在此次全国运动会中，首次设立女子项目。1931年，第五届华中运动会又在武昌举行，宋如海主持各项工做。这些运动会对武汉和湖北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宋如海还直接发起、组织武汉本地的体育活动。从1931年，他发起组织了武汉篮球循环赛，每年的比赛持续2个月。1936年第五届篮球循环赛举行时，男子组有29个队，女子组有7个队参加，比赛36场。这样的规模，在旧中国属于凤毛麟角。他组织了少年夏令营活动。1924年至1937年，他组织了第一至第八届湖北省运动会。此前，他与湖北当局交涉，要求将前陆军小学堂校址修建为省立公共体育馆，得到采纳，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就在此处举行。在他的推动下，在汉口广播电台播放广播体操，这在武汉也是第一次。此外，他还参与组织武汉市民运动会。
宋如海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支持、参与很多爱国活动。1931年10月第三届武汉市民运动会在中山公园召开，其经费来自募捐。运动会举行前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略东北。宋如海等人将此次运动会门票收入全部捐给东北义勇队。1938年，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作为战时首都，武汉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了火炬大游行，以示庆祝。宋如海此时任汉口汉光中学校长，他积极支持学生参与火炬大游行。10月10日武汉沦陷前夕，该校组织抗日歌剧队前来演出，宣传团结抗日。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重庆，创建我国第一所滑翔机学校，组织重庆市滑翔分会。他的初衷还是着眼于提高国家未来在空中的力量。他说：在二战中，德国之所以气焰嚣张，原因之一是，“希特勒秘密扩充了强大的空军。”而中国的空军，“却尚在幼年时期，我们为了担当这一个重任，无疑的，第一着是要培育我们的空军，使他成长健壮起来。建立空军，须先奠立一个基础，提倡滑翔运动，就是建立空军基础的唯一捷径。”［4］在重庆，他还参加了国民精神动员会等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宋如海曾陪同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被授予“抗大荣誉战士”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如海曾任湖北省体育分会常委、武汉市水上运动协会主席。
［1］王献猷：《武昌第一所工业专业学校》，《武昌文史》2007年第3辑，第151页。
［2］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成都体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68页。
［3］汤铭新：《我国参加奥运沧桑史上篇中国奥运会与远运、奥运之渊源》，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191—193页。
［4］宋如海：《我们为甚么要劝募滑翔机？——为纪念重庆市滑翔分会成立而作》，张迁魁：《中国滑翔运动文献》，中国青年航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