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历来悲剧多于喜剧。从“焚书坑儒”、“文字狱”到批“臭老九”，读书人常能发现自己行走在剃刀边缘。即便如此，他们却依然孤傲倔强，悲怆坚守着内心的那份执着。正是这份执着，才挺起了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如果我们失去屈原、司马迁、文天祥、闻一多、马寅初……中国历史只会剩下一地坍塌的记忆。汪忠杰笔下的外公董芝兰，就是民国时期中国精神的殉道者。他用羸弱而坚定的身躯，支撑起湖北人护国为民的一把伞。虽然没有挡住风雨冰雪，未能阻住毒日骄阳，但精神长存，让黑暗中摸索的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
《文侠：我的外公》是汪忠杰小说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在文学越来越浮躁的今天，沉下心来写一部并不喧闹的作品，唯有执着人生特定的价值才能成其事。汪忠杰亦如小说里的主人公董芝兰，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朴素的精神追求。带着这份执着，汪忠杰也成就了这部小说的高尚品格，描绘出战乱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坚守民族大义的历史担当。
身为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主人公—外公董芝兰，历经无数坎坷困苦，却始终不泯对国家、民族乃至家庭、爱情的忠诚。忠诚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坚定的精神向往：对恋人许诺，则坚贞忠守；对父母家庭，则至忠至孝；对朋友之托，则忠于其事；对国家民族，更是忠心耿耿。日寇入侵湖北，他以文弱之躯，毅然组建学生军，保家卫国。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对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处处掣肘时，董芝兰视民族大义为至高，无惧国民党的秋后算账，与新四军同壕作战，并把全力训练的学生军及筹集到的武器悉数交给真正抗日的新四军。董芝兰虽文弱，却不乏机智。同事周凤停陷入日寇魔掌时，他毫不计较与周凤停之间的个人恩怨，置生死于度外，深入日寇据点，与敌谈判，以其机智谈锋最终救出了抗日志士。如果没有大批像董芝兰这样的民族忠诚志士，我们如何能赢得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的独立？
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外公董芝兰身上更是十分凸显。他虽然至忠至孝，但并不是愚忠愚孝，而是有着内在的坚毅独立。在个人婚恋上，既不从父母之命，也不受朋友之劝，而是坚定地与心上人汤玉兰私定终身。之后，经历了父亲的暴打、母亲的哀求、县长的威胁、省长女儿的诱惑以及麻姑的横刀夺爱、桂花的死缠烂打，但他初心不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独立追求。在国民党清算汉奸三阎王时，董芝兰竟挺身为救三阎王奔走呼号，因为汉奸三阎王虽曾变节投敌，为虎作伥，但后来浪子回头，迷途知返，投身到抗战阵营来，多次杀敌，功不可没。政府应当再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但要为汉奸三阎王辩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极大的政治勇气是难以做到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正是董芝兰政治勇气的根源所在。
担当精神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高贵品格，董芝兰的精神追求总是体现在其道义担当之中。为培养民族后来人，他不惜变卖家产，自建芳菲苑学堂，对贫困学童予以各种支持；面对民族危亡，他挺身而出，毅然投笔从戎，组建学生军；面对权贵邪恶势力，他又展现出铮铮铁骨，扶弱锄强，百折不回。不论是对国家民族，还是对社会大众，抑或是对家庭、恋人和朋友，他总是保持着那份担当，只要还剩下最后一口气，就必须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
平等思想也是董芝兰追求的人生最高价值。众生平等，是佛教文化倡导的重要理念，而饱受佛教文化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平等同样孜孜以求。董芝兰对待家仆的平等态度，正是对那个等级森严社会的有力控诉。他与家仆刘丹枫、二憨子以兄弟相称，而不因贫富尊卑之分而生丝毫鄙夷之心。他将自家田地无偿分发给佃户耕种，不收一粒租子，也就是心中那个耕者有其田的平等梦想使然。国共两军在孝感大战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把学堂改作临时医院，救助战争中的伤者，而不论他是“国军”还是“共军”。平等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向往的理想社会。
对国家民族和爱情的赤胆忠诚、对独立人格的顽强坚守、对身负使命的坚定担当和对人生平等自由的不懈追求，构成了外公董芝兰的信念支柱。近百年以来苦难的中国，如若缺失了像董芝兰这样的忠贞不渝、侠肝义胆的仁人志士，只怕是沉疴难起，复兴无望。董芝兰坚守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贵族精神，是不屈的民族傲骨，即使伤残满身也还筋骨相连，且具有顽强内生的自我修复能力。
“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担当起了民族复兴的使命，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启了中华民族摆脱黑暗、向往光明的复兴征程。这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仁爱大义，造就了他们不负国家、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文侠情怀。从董芝兰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他们坚守的精神，正是打不断的中国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