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郭紫仪 见习记者 周欣童
杂草丛中，坑坑洼洼的山路若隐若现，碎石硌得脚底生疼。
这条路，医学部教授曾燕再熟悉不过——从2016年至今，每年她都会踏上相同的路，去往大悟县的村庄，为当地老人进行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认知障碍早期筛查。
十年间，这支涵盖多专业本硕博学生、社区医护及志愿者的队伍，从城市社区到大悟山村，通过长期筛查，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阿尔茨海默病数据库。
4月29日，湖北省总工会授予曾燕“湖北五一劳动奖章”。
关注被困在时间里的人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是一种高发于老年群体的认知障碍疾病。它起病隐匿、进展缓慢，如一块无情的橡皮擦，逐步擦去患者的记忆、思维与行动能力。随着病情发展，患者最终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吃饭、穿衣均需依赖他人，还伴有大小便失禁、情绪反复无常，甚至对亲人拳脚相向——疾病不仅剥夺了患者的尊严，也使无数家庭深陷照护的重压与情感的煎熬。
据2025年发布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统计，我国是全球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最多的国家。AD及相关痴呆患者约1700万，占全球近30%。
与庞大患者人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为庞大的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高风险人群，以及公众认知严重不足，早期筛查覆盖率极低，农村地区几乎为零。
“即使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认知障碍筛查也没有完全铺开。”曾燕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选择成为那个“破局的人”。
曾燕的科研起点并不低。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她所在机构是美国最早一批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之一。那时她已关注这一疾病，但研究主要以动物为实验对象。
2011年，她决定回国。
摆在面前的是近乎“从零开始”的现实：无课题、无团队、无实验室。更棘手的是，当时国内外AD研究竞争已日趋激烈，顶级团队抢跑在前，资源高度集中。
权衡之后，曾燕选择先从一个更小众、更冷门的领域切入——脆性X综合征，这一研究就持续了五年，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她的研究方向之一。 但对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热爱始终埋藏在曾燕的心底。
2016年，她决心重回这一领域，并彻底转变路径：不再从动物入手，而是从人群队列做起。
所谓队列，就是追踪一群具有共同特征的人，长期随访、记录数据，形成可供研究的大型数据库。
长期以来，国际通行的AD诊疗标准、药物试验数据，绝大多数来自欧美人群。缺少中国本土数据，就无法做出适合中国人的精准筛查和诊疗。
深知这一困境，曾燕扎根基层与临床一线，开启了漫长的队列搭建工作。
从社区到山村
这一做，就是十年。
为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曾燕选取了两个核心调研点：一头是武汉多家社区医院，代表城市社区；另一头是临近武汉的大悟县，代表县域乡村。
城市与乡村，两种场景，一套标准。
社区医院医疗条件较好，设施较为完善，曾燕就在此成立了专门的“记忆门诊”，进行老年认知障碍筛查。三月到六月，九月到十二月，周一到周五，她团队的学生都会轮流来这里值守，为老人们做基础筛查。
大悟县村落分散，山路蜿蜒，交通极为不便。
更大的障碍，是沟通。
村里老人大多只会讲方言，不会识字，也不会上网，年轻人又多在外务工，就连简单的问询都寸步难行。
筛查中，学生们发现有的老人耳背得厉害，一句话得凑到耳边重复四五遍；有的老人不太配合，只能蹲在旁边慢慢哄着说。
曾燕没有退缩。她有自己的“笨”办法。
她找到校内来自同一地区的学生，专门开设了方言培训班。从日常用语到医学词汇，一点一点地学，一句一句地练。起初很多老人十分抵触，团队成员就像家人一样陪着聊天，才慢慢获得老人们的初步信任。
语言通了，更大的坎儿是观念。
在很多老人的传统观念里，记忆力变差、爱忘事，不过是“老糊涂了”，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去医院，更不愿意接受筛查。
面对这种情况，曾燕没有硬劝，而是换了一条路——她请当地的村医和乡镇卫生院医生帮忙宣传。同时为了调动老人们的兴趣，曾燕还组织起健康宣讲活动，并准备了一些实用的小礼品来吸引老人参加。
村子多、时间紧，又怎么办？分头行动！
仅以2025年大悟筛查为例，团队联合了多家医院和疾控中心，近200名工作人员奋战7昼夜，每天工作超16小时，常常是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10点。他们分成多个小组，分头奔赴48个村落。对于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队员们便扛着便携式仪器、体重秤等设备主动上门。
大多数情况下，曾燕团队会在党群服务中心或村委会里临时搭起“门诊”，为老人做一整套认知与身体检查——从认知测试、听力、步态、嗅觉，到脑电、体脂成分、身高体重，再到B超、心电图、肺功能等等。调查结束后，研究生们还需连夜整理核对包含712个问题的海量数据，确保其准确无误。
深入乡村的经历，让团队师生直面了农村老人的真实图景。
一位老婆婆老伴和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患有关节炎的她谈及家人忍不住抹眼泪；还有一位驼背超过90度的婆婆，走路全靠一个既当拐杖又当凳子的破旧马扎支撑。
面对问卷上的每一个选项，队员们触摸到了学术象牙塔之外的真实“人”的温度。
去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曾燕和当地人之间，渐渐不再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连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我们这个项目。”曾燕笑着说。甚至有别的村子的人听说了，专门赶过来要求参加筛查。
大悟山区的老人们更是把她和团队成员当成了自家人。
一位103岁的老太太，每次曾燕去，她都要带着礼品来看她。有时候，老太太还会特意跑到自家地里，摘几根黄瓜、几个西红柿，颤巍巍地塞到曾燕手里，再张罗着让座、倒水。
“很多人都对我们非常好。”曾燕说，“有些村医跑前跑后帮我们张罗，还有老人看到我们流汗，就在旁边默默地给我们扇风。”
缩短时间、降低门槛，才能守住记忆
十年坚守，换来的是基层群众的信任。在大悟县及周边村庄，许多村民已经知道这支定期前来免费检查的团队，不少人专程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赶来筛查。
尽管每年因老人离世、搬迁等原因有约30%-40%的失访率，团队依然成功维持了60%-70%的高随访率，积累了宝贵的高质量纵向数据。
曾燕团队的基层筛查工作，填补了中国阿尔茨海默病（AD）研究长期依赖国外指南的数据空白。团队不仅建立了中国人特有的阿尔茨海默病数据库，还发现了许多表面上与疾病毫无关联、实则可成为早期预警信号的本土化风险因素，如嗅觉障碍、是否已婚等。
当前，国内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筛查覆盖率仍然较低，农村地区资源尤为薄弱。该病发病率随年龄增长显著上升：65岁以上约为5%，75岁以上升至15%，80岁以上达到40%。
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年）》数据，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2%。然而，由于社区普遍未设置认知障碍筛查环节，许多患病老人不知自己已患病；加之公众对疾病认知不足、特效药物缺乏，大量患者的病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往往在短时间内持续恶化。
提升筛查率、缩短筛查时间、增强人群重视，这三点成为推广的重中之重。
曾燕开发新的血液检测试剂，引入AI智能筛查技术，让原本2小时的筛查缩短到一个半小时。如今，她计划继续开发新的检测试剂，发展新的筛查方法，简化筛查流程，从而更好推广阿尔茨海默病的公众认知与综合防治。
在她看来，只有让筛查变得更快、更便捷、更便宜，才能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乡镇和村庄。
“我们是对人民负责、对科研忠贞不二的人。”曾燕富有激情地说。
医学的进步是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耕耘，她相信，随着筛查网络逐步覆盖、公众认知日渐提升，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终将从“等待发病后的被动应对”转向“基于社区的系统性主动预防”。
正如团队博士生张晶晶所感悟的那样：在数据与论文之外，团队传递的是温度；在疾病与衰老面前，他们守护的是尊严。
曾燕和她的队伍，正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
